——驳李建军评《秦腔》

　  此次关于《秦腔》的二篇来稿，议论的话题似乎道出了当下文学与市场及评论家与作家们，值得关注的某种“纠缠”不休的特异现象，供参考。——编者
　  5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上一篇特意署名“（新锐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文章《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以下简称“李文”），对贾平凹新近长篇《秦腔》发出了不同于“沪上学人”的另一种声音，“猛砸”贾平凹的新作《秦腔》为“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
　  这部《秦腔》，究竟哪里粗俗？失败何在？粗俗到什么程度？失败至何种地步？且看“李文”分解。 
　  “李文”根据《文学报》的消息，冷嘲热讽“沪上学人”关于《秦腔》的“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好听话”，而“与作品的实际情形，并不相符”。而且将沪上学人与贾平凹《秦腔》一锅煮，既是批评，又是批评之批评，大有横扫之志。 
　  “李新锐”结结实实过了一把医生瘾，大致诊断出了《秦腔》三大“病像”：一是批评《秦腔》“从始至终都酱在‘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烂泥塘里”，捎带否定了沪上学人所说这种写法犹如细流汇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的评判失实，并且找出了这种“徒有形式”的对日常生活“原生态”“还原”的“老路子”；二是批评《秦腔》“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尤其说到“作者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夸张而怪异，令人难以置信”且“俯拾即是”，把“想象和虚构的特权用过了头”；更进一步指责贾平凹文学上的“恋污癖”和“性景恋”的常见病像，讥笑沪上学人“从最肮脏的东西里‘慢慢品出’妙不可言的‘味道’来”。综合确诊：“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而《收获》杂志是“不负责任地”给了它“压根不配领享的掌声和鲜花”。而且，有据为证——“李文”中引用了《秦腔》中的十余段原文（参看“李文”）。
　  这张诊断书是否有理？是《秦腔》确实呈现病像？还是沪上学人大方了一次的“不吝赞词”？拟或李新锐乃本庸医一个？ 
　  无论如何，必须佩服的是，这位经常嫌弃“批评家太客气”的“李新锐”眼光之毒，竟然能从洋洋45万言的小说中选摘出这几个“荤”段子，可见还是费神了。
　  我不由想起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谈到的“选本”的一段话：
　  “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还有一段： 
　  “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类比可鉴，“李新锐”“选者的眼光”恰恰只见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不见陶的”猛志固常在”及其他。 
　  “李文”首先选引《秦腔》中“庆玉菊娃夫妻句句带×的对骂”和“引生和狗剩关于拾粪砸屎的较劲”（系笔者概括）两段，认真区别了对日常生活“原生态”的“逼真”“还原”与“粗糙琐碎”“粗俗无聊”的徒有形式的”还原”。但是，选者的眼光却“只取末一点”的芝麻，看到的是潘金莲式的“原生态”的撒泼、骂大街，却不在乎那些新鲜怡人的大西瓜。更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贾平凹的农裔城籍的双重文化身份，以及知天命之年主体精神变化对创作的影响，也不愿意去考察贾平凹改用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的技术层面的原因和实效。这种目光的偏斜，大有“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可能，不也是一种“徒有形式”的“表面”看法吗？至于这种写法到底是否“抵达本质的真实”？倘沪上学人说了不算，“李新锐”说的更不能算数。 
　  接着，他又选举了引生吐蛔虫，恨人到掉牙，蛇冲三踅嘴，疯子引生自宫等例子（笔者概括），说作者“把想象与虚构的特权用过了头”。但是，这难道不是乡村中国经常耳闻目睹的事情吗？我不禁要问，难道“李新锐”一直没有生活在城市化历史很短的中国吗？况且，贾平凹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文体中用本来就符合“生活的经验逻辑和人类内心的情感逻辑”的“虚构性想象”来表现人物心理，强化乡村文化背景，既非不轨行为，又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何乐而不为呢？难道非要把小说做成贫困地区调查报告？那么“缺乏……本分和克制，过于任性”的指责对贾平凹“岂不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