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文学讨论会的讲话。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伤痕文学”兴起于被左倾创作思潮压抑多年的文坛之上，因而许多作品一问世，马上就引起人们的争议，许多人提出了文学是应该“歌颂”还是“暴露”，是该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当然，这场论战的结果不言而喻。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从而摆脱了“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然而，做为刚刚摆脱“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秦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