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澍菲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湘西：我要终生为她歌唱

　　提起湘西，彭学明总喜欢说“我的湘西”。在他心里，湘西是母亲，是山歌，是青山绿水。

　　彭学明不到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五兄妹几乎走遍了湘西地区的十几个县，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困苦的时候甚至靠讨米过日子。一个家没有男人撑着，是会被人瞧不起的，“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母亲始终怀着一颗宽容的心。她常对我们提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到舅舅的村子拾麦穗，正在地里打谷子的村民故意只割掉麦穗留在地里让她捡，母亲最终捡了两大背篓，一个人背不了，村民又帮着她把麦穗背回了家。”多年来，彭学明始终铭记母亲的教诲，“如果有一天你有能力帮助别人了，你一定要做一盏照亮别人的灯”。

　　彭学明是土家族人，他说土家族是个非常浪漫的民族，土家族人在歌声中劳作，在歌声中恋爱，也在歌声中娱乐。直到今天，他的脑海中还时常浮现出一幕场景：夜幕降临，月儿升起，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计，倚坐在自家墙垛旁，长长地吁一口气，然后缓缓哼唱起山歌来，很快河对岸的那户人家，或男人或女人，和着母亲的旋律也唱了起来，清脆的歌声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而彭学明便在母亲的歌声中沉沉睡去。从小听着山歌长大，音乐的元素已经融入他的灵魂、他的文字、他的血液。

　　湘西的山山水水总让彭学明引以为傲，“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我的湘西美！”他把自己作品中诗一样美的语言归功于湘西如诗如画的风景。如果你想去他的家乡，他会建议你在老乡家多住上几天，那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有的是绝对原生态的山歌；那里也没有工业污染，随便哪条河的水，你都可以捧起来就喝。“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我的湘西都有！”一个游子对故乡的赤诚，可见一斑。

　　“人离故乡越远，心反而却越近了。”现在，彭学明每年都要回湘西几次，因为离家太久，情感就会枯竭，创作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湘西是我创作的源泉，是我的根，我要终生为她歌唱。”

执著：写沈从文没有写过的

　　读彭学明的散文，像潺潺的溪水，从心底清流而下，又像是山里的歌，跳动的音符跃然纸上。他从小作文写得就好，却没想过有一天会当作家。尽管那时他的作文每每被当成范文在全校广播，但是他最怕写作文，他觉得写作实在是件痛苦的事。他那时对写作的认识是，写得好就得多用形容词，要经常绞尽脑汁地搜刮华丽词藻，如此一来岂有不痛苦的？

　　真正开始享受写作的乐趣是彭学明上大学的时候。大二那年，他家里出了许多变故，２０岁的他无力承担家庭的重担，感受到的是人性丑恶的一面，于是他灰心了，把自己封闭起来。

　　一天晚上，痛苦无法宣泄的他竟从梦中哭醒，寝室里的几个同学都被惊醒，大家焦急地询问怎么回事，但他自尊心强就是不肯说。在以后的几天里，寝室的同学轮班跟着他，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一个人在他身后形影不离，就怕他想不开干傻事。

　　同学们的真情终于打开了彭学明的心结，他突然有了一些人生的感悟，“为什么不把目光投向人世间那些美好的事物？”想想这么多年来，家乡的父老对自己一家的善举，一股暖流便在心中涌动，他拿起笔，用文字尽情抒发压抑已久的情感，继而创作出《吊脚楼里的人物》。

　　然而，此时的彭学明仍没想过，将来会以写作为业，他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宣泄情感的方式，直到有一天，一位中文系的同学无意间发现了他的这篇作品，惊呼：“哎呀，你就是当代的沈从文！”沈从文是谁？英语专业的彭学明听得一头雾水。在同学的鼓励下，他把作品投了出去。一个月后，知名杂志《散文》刊登了他这篇处女作。这是彭学明的骄傲，也是他所在的吉首大学的骄傲，他像一个拿了金牌的运动员，在欢呼声中被同学们高高地抛起。这是他第一次投稿，也是他第一次享受到写作带来的喜悦。

　　湘西的山水造就了一个沈从文，很多作家都争相模仿他的文风，但彭学明不这么做，他笑着说：“沈从文是一座大山，我就是一个小山包；沈从文是一棵大树，我就是一方绿草。我应该写他没有写过的，或者被他轻描淡写的，比如我们湘西的民俗。”彭学明的笔下描写过赶年、调年会、六月六等等，他甚至在《踏花花》中凭自己的想像，编出了一个土家族男女通过采花、讨花寻找意中人的“踏花节”来。很多湘西作家都说：“我们不能再写湘西的民俗了，因为都被彭学明写尽了。”

　　彭学明从不写日记，他始终坚持“留在心里沉淀下来才是最打动人的”。当生活积淀足够丰富，他的情感便能喷薄而出，产生的作品也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彭学明也从不逼自己写作，灵感来了的时候，他可以一个晚上写两三万字，即使是在开会，坐在主席台上，他也能奋笔疾书。没有灵感的时候，他就和朋友聊天、唱歌、跳舞、去后海划船。

　　现在，彭学明的创作开始从散文、诗歌转向纪实作品，从对家乡风土人情的描写转到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用他们真实的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乔装”：暗访黑中介

　　２００１年，彭学明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参加“接待上访日”活动中，他了解了农民进城务工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是受到歧视，一些大中城市设置行业和工种限制，硬性规定某些企业单位不得使用农民工。要求农民工登记办理多项证卡，缴手续费，年年验证交费。二是务工期间，一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劳动强度与待遇不对等，特别是用工方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工伤、病害等事故频频发生时，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此后，他一直关注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并多次调研，了解情况。

　　２００３年，彭学明在全国人代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农民工进城务工条例”的议案，引起广泛关注。

　　来到北京后，彭学明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大城市里农民工权益保障之难。“城里人一般无法亲身体会到农民工的苦，像我这种从小就在苦难、屈辱和歧视中长大的人，却能深切体会。”

　　２００６年春节刚过不久，彭学明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一位农民工，来北京不到一个星期，就被黑中介骗了３次，３７００元钱打了水漂，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彭学明的心被这位农民工的遭遇刺痛了，他留起胡子，乔装打扮了一番，开始对“黑中介”进行暗访。

　　不访不知道，一访吓一跳。彭学明发现，黑中介的骗术太高明了，防不胜防，要不是抱着防范的态度去寻求职业，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他，也很可能上当受骗。他总结出黑中介的种种行骗手段：以高薪、好职位作诱饵，假借名牌公司的名义，签虚假合同；以高福利来诱惑人，并要求预付押金，理由是“这个职位给你了，你明天不来的话，就要重新招人”；还有一种是不收任何费用，吃住全管，但是第一个月是试用期，要收３００元饭钱。

　　“黑中介为什么如此猖獗？除了黑中介的昧心，法律的缺位也为其提供了土壤和空间。”２００６年，彭学明领衔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劳动法，对中介组织加以规范。这份议案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已是不惑之年的彭学明，最看不得别人受苦，遇到有难处的农民兄弟，他总是倾囊相助。有人说他傻，他只是淡然一笑，“当一个人命运的船只搁浅的时候，他特别需要别人的安慰、同情。一次深情的握手，一句温暖的话语，甚至是同情的目光，都会让他铭记一生，更何况你还伸手拉了他一把。”

　　明年，彭学明的人大代表任期就要届满了，问他作何感想，他坦言：“人大代表只是一个职务，这个职务没有了，一个人应有的正义感、良知和社会责任会伴随我终生的。我还会继续为百姓办事，因为这是我的幸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