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发表以来，曾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并收入《2004最佳小说选》，在网络上也被大量转贴，同时在批评与理论界，也引起了一些激烈的讨论与争辩，有着广泛的影响。笔者以为，《那儿》的出现以及围绕着它展开的讨论，与当下中国现实、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并是其转折的一个标志。以下本文将结合《那儿》讨论的情况，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讨论的基本情况
我们按时间顺序，对《那儿》的讨论情况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1、左岸的专题
《那儿》发表后，《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很快发表了季亚娅的评论文章《“左翼文学”
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左岸文化网站[1]将之与张志忠、我的文章放在一起，附以《那儿》及其创作谈，做了一次“专题”。这一专题影响广泛，在论坛里引发了“《那儿》真是好小说吗？”的讨论，此后并有萧武、张慧瑜等多篇评论《那儿》的文章。
季亚娅与我的文章，提出了“左翼文学传统”的问题，并认为《那儿》是这一传统在新时代的继承，张志忠的文章则强调了文学对现实苦难的承担；“是好小说吗”的讨论从艺术性的角度对《那儿》进行了质疑与争论，这与张慧瑜从“文学自主性讨论”进行的理论梳理可相互参照；萧武则从左翼思想的角度，讨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中“反伤痕的伤痕小说和反历史的历史小说”。
2、 乌有之乡的座谈
2004年底，乌有之乡网站[2]邀请韩毓海、贺桂梅、邵燕君、我等人，召开了《那儿》的座谈会，这是一次自发的讨论。会上发言的除文学研究者之外，还有经济学家左大培，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那儿》进行了解读，认为它深刻、细致地描绘了国企改制中的MBO进程及其弊端。此外，还有不少人说对文学并无太大兴趣，但《那儿》却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因为它与他们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这也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讨论时也有人指出，为一部中篇小说自发举行座谈会，这是80年代以后的第一次。
3、第一组专题文章
《文艺理论与批评》在2005年第2期集中推出了韩毓海、旷新年等人的一组文章。韩
毓海的《狂飚为我从天落——为〈那儿〉而作》，认为这一小说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它突破了像《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种小说的小市民意识或市侩意识的主题，而表现了一种无产阶级意识。他说，“如果中国还存在一个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的话，那么《那儿》的价值就在于它力图在当代的语境下进一步回答：鲁迅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是什么。”旷新年认为《那儿》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但他对小说的写作艺术评价不高。他认为，就艺术而言，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那儿》都算不上是一部高水准的作品，但是正是这一篇并不出色的作品，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这才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他说这是因为它描写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宰之下工人阶级的悲剧命运，所以他认为尽管这部作品不很优秀，却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此外，该刊还发表了我就《那儿》对曹征路先生所做的“访谈”。
4、北大的座谈会与课堂上的一次辩论
200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会议室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这也是一次自发的讨论，《那儿》的作者曹征路先生也专程从深圳赶来参加了。参加者还有曹文轩、旷新年、韩德强、左大培、我等。此次座谈主要从工人阶级的历史与当下命运的角度进行了研讨，会间还有退休工人、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发言。
2005年11月，陈晓明教授在北大课堂上解读《那儿》，我、许维贤从不同角度对《那儿》进行阐释，引起了争论。我联系“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反思“纯文学”等思想界的讨论，以及《切·格瓦拉》、“三农题材小说”等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作品，认为《那儿》可能是新的左翼文学的一个起点，因为它切合了新的思想与新的思路，重新审视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时代的问题。许维贤则认为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从“失声”到“失身”（自杀）的过程，这为左翼文学传统唱起了终结的挽歌，他从“艺术标准第一”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否定，“从《那儿》遥望纯文学，真的要望穿秋水，变成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了。”陈晓明认为，《那儿》非常真实而痛切地写出了工人阶级作为过去的一个强大历史主体在现在面临的崩溃状况。但在“后革命”时代，“革命正在被推向了另一条道路，正向着科学与民主、产业与资本的方向进发。这一方向对左派运动而言无疑是一次深深的挫败。”在许维贤、陈晓明发言时，有人要求发言，表示不同意见。
5、第二组专题文章
《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冷嘉等人的一组文章，表达了对《那儿》的不同看法。王晓明在《泡沫底下的越界之路》一文中指出，文学并不需要拘守什么“永恒”不变的“本位”文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总能及时敏感到自己对人生的新的意义。新的尖锐的挑战已经明确地放在了作家面前，而《那儿》则是一部意识到这个挑战、并且努力去回应它的小说。冷嘉认为，在小说中工人阶级的“革命”记忆和“劳动”记忆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信息还没有充分地展开，《那儿》虽然描摹了当前下岗工人的艰难处境和微弱的抗争，但在解释这一切是何以造成的时候却显得很无力，而小舅所代表的抗争显然也远没上升为一个阶级的自觉的历史意识。
张硕果则认为，《那儿》不是一篇关于工人的小说，而是一篇描写当代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吴志峰则通过对小说中不同话语形象的分析，指出在小说中，工人阶级的命运不只是在工厂被骗走这一过程中被揭示，而更多地是在诸多“话语形象”——市民话语、权力话语、媒体话语——的交涉中被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的。张军和张屏瑾则从新的角度对“文学性”进行了讨论，张军认为“打动”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性”在当代境遇中得到赋形、呈现的契机之一，但它与我们真正深入的联系，与它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并无多少关联，他在这个意义上认为《那儿》作为“文学”是平庸的；张屏瑾认为从接受的角度来说，对小说所描写的国企MBO这件痛苦的事实做出反应，与小说在艺术的层面上展开的反应是彼此暌隔的，而这在于作家没有把“想象材料”尽可能丰富地组织进文学叙述中。
6、“曹征路现象”研讨会
2005年11月，广东作协与中国作协创研部召开了一次“曹征路现象”研讨会，会议的焦点仍是对《那儿》的认识与评价问题。这次讨论会上也出现了较大的争议。白烨、南翔、牛玉秋等批评家认为，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而非从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看，才能看出它更本质的意义。他们强调“苦涩的幽默”等作品的风格要素，不认同“新左派”的解读方式，“批判的基点绝不是站在五六十年代的基点上，批判现实决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只有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才有可能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新左派’不可能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因为我们是从老左派走过来的”（在这里，他们对“新左派”有误解之处），蒋巍与他们的观点相似，他更强调作品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良知，不过他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也还是弱势”。
与之相反，雷达、邵燕君、张柠与我则强调从政治、社会角度解释的必要性。雷达认为，政治视角是文学里非常重要的问题，文学家抛弃政治是很愚蠢的，说《那儿》是“具有左翼的精神气质和血统标志的作品”说到了点子上，它与《生死决择》和《国家干部》等等同类作品不太一样，后者多少要达成和主流话语对话的愿望。我与邵燕君则分别强调了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左翼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精神。张柠指出，文学的本质就是有一点左派色彩，要有同情心与批判性。
陈晓明、李敬泽、谢有顺、王干等，则介于以上批评家之间。陈晓明指出，一定要从全球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高度去理解《那儿》，理解曹征路的写作。如果摒弃了这样的一个维度的话，对曹征路的作品的理解就失去了一个更广大的全球化的背景，《那儿》和曹征路的一系列的作品确实写出了历史终结之后的最后的人民的状况。李敬泽认为，《那儿》对于我们如何建立起一种文学的政治性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更强调“公平”、“信义”、“廉耻”等“像星空一样照耀的恒常的东西”与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谢有顺也同样肯定小说引进了政治的维度，他认为，当代文学写作的问题意识正在消失，曹征路的写作则试图把他的问题返回到现实。王干把现实主义分为三种：“大我现实主义”，“中我现实主义”，“小我现实主义”，他把曹征路的创作归纳为“中我现实主义”，认为其价值在于为现实主义写作找到了一种新的支撑点。
7、第三组专题文章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推出了郑鹏、许维贤、我的三篇文章，继续讨论《那儿》，这可以视为北大课堂上论争的延续。郑鹏对《那儿》的严肃性、阶级性与模糊性做了阐释，以开阔的视野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问题；许维贤则联系“左翼文学”的历史，认为“新左派”对《那儿》的热情是徒劳的；我从对当下“底层写作”两种倾向的分析出发，探讨了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
除以上《那儿》的专门评论文章以外，还有不少评论文章涉及到了《那儿》，比如邵燕君的综述文章《2004：从期刊刊小说》，认为《那儿》是该年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孟繁华的《中国文学的“第三世界”》、刘继明的《我们如何叙述底层》等文章中，也分别以《那儿》作为他们理论表述的例证，等等。
以上是《那儿》讨论情况的大略。
二、 “纯文学”反思与底层写作
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这么多关注，这是1980年代才会有的盛况，出现在今天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可见《那儿》确实触及到了时代的神经，使许多问题凸现了出来，这包括：在文学层面上，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作品的“艺术性”，现实主义作品是否仍有生命力；在思想文化层面，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带出了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在现实层面，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应该怎么改，我们是否应对传统的“发展观”加以反思，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那儿》讨论的背景，这一讨论也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得以深化。
2001年《上海文学》第3期发表了李陀访谈录《漫说“纯文学”》，李陀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形成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历史梳理，并且反思了作为一种文学理想的“纯文学”给90年代文学创作、批评的影响，随后蔡翔、韩少功、南帆等批评家、作家都对此发表了看法。在“纯文学的焦虑”的背后，是对文学与政治、社会等关系的重新思考，如果说80年代，文学研究由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那么对“纯文学”的反思给文学批评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内部研究的反思，更是对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再认识。洪子诚指出，“文学自主性”在90年代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必要”的问题，在于“纯文学”在90年代被市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现实和历史处境。可以说，反思“纯文学”正是一些作家与批评家为了摆脱这一处境，重新对现实与社会发言、甚至发挥影响力的一种努力。
在这一视角的关照下，“纯文学”所强调的形式、技巧、创新，不再成为批评家关注的唯一对象，而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思想等“外部”关系，便得到了更多的考察。同时在创作手法上，模仿西方的“先锋文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有所下降，现实主义的作品再度得到了重视，一方面文学作品开始关注社会、关注社会下层民众，另一方面小说的“故事性”与“好看”也成了一些作家追求的目标。
但对“纯文学”的反思，并没有提高另外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学地位，这些以主流意识形态（或者以与主流意识形态擦边球的方式）描写反腐、官场、农村与工厂改革等题材，被称为“主旋律”的作品，用纪实的手法描写热点话题，虽然会得到官方与市场的认可，但一般并未得到批评家与研究者的关注与好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思“纯文学”是“纯文学”内部的事情。
对这一“反思”，批评家的态度并不一致，上述关于“《那儿》真是好小说吗”的讨论，以及不少评论者对《那儿》“文学性”的质疑甚至赞扬，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很多人并不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文学性”得以赋形的因素，而是以一种固定、狭隘的关于“文学性”的观念，对文学作品加以简单的评判。可贵的是，在有些批评者那里，开始以新的角度来探讨被小说“打动”的原因，虽然这一探讨还不是很深入，也可以从更多角度去探讨“文学性”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质疑《那儿》的“文学性”时，《那儿》也在以自己的品质质疑着所谓“文学性”的标准。
另一方面，2005年文坛上对“底层写作”的热情，可以说是反思“纯文学”在逻辑上的延伸，强调关注社会、关注下层民众的倾向，使一些批评家与作家在理论与创作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薛毅、南帆、孟繁华、刘继明等批评家从不同角度阐释“底层写作”的可能性，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称为“底层写作”的作品，如刘庆邦的《车倌儿》、罗章良的《大嫂谣》、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这些作品以写出了当前中国底层人物的命运与心态，以批判的态度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潜规则”与阴暗面，足以发人深省，在“艺术性”上也具有较大的价值。
但随着“底层写作”的倡导，在一些作品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的作家在作品中开始渲染阴暗与绝望的情绪，并以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题材，比如过分强调城乡对立、劳资对立的绝对性，忽略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使很多作品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苦难的渲染与叠加，失去了应有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既跟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与认识相关，也与“底层写作”在理论上的困境有关。“底层写作”强调的是作品所描写的题材——底层生活与底层人物，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与解释方式，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可以找到相关资源，但在理论探讨与写作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赋予“底层”的阶级性与斗争性被模糊了，而成为了被怜悯、同情的对象。同时，在这里也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可能与希望，这使很多作品陷入悲惨与宿命的境况。
《那儿》可以说是在“底层写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但与其他“底层写作”不同的是，在《那儿》体现出了鲜明的左翼文学精神。如果说其他作品的基调是悲惨，《那儿》的基调则是悲壮，它同样没有提出新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但它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工人领袖“外祖父”的肖像被挂在一座监狱博物馆，“小舅”年轻时打腰锤的传奇经历及一幅描绘他劳动场面的画被收藏，等等），再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与劳动的价值，以及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这虽然还没有上升为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但却能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历史与现实。
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的影响
《那儿》与围绕《那儿》的讨论，也深受“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的影响。在思想、文化层面，发生于1997年的这一论争对中国影响深远，虽然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框架来概括思想界的争论过于简单，并且新世纪以来思想界也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但以这一框架来理解知识界对中国、世界认识的两种不同价值倾向，大体上是可以把握的。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简单地阐明一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区别：1）在经济上，“新左派”反对将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义神化，否定所谓“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相对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效率”而言，他们更强调“公正”；反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所谓发展主义，注重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2）在政治上，“新左派”在反对极权与专制的同时，也与“自由主义”过分注重某些人、某些阶层的“自由”不同，而更关注下层社会与底层民众，更注重“平等”。3）在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看法上，“新左派”承认革命曾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去探求“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与历史条件，认为尽管革命有种种失误，但革命是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而反对“告别革命”的说法，反对以激进主义为名对革命的“反动”，也反对以“英美模式”和“法国模式”划分改良与革命，并简单地认为前者比后者好。4）在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看法上，“新左派”不同于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看法，而认为并不存在普适性的“世界规则”，所谓的“世界规则”是由列强所确立并由它们所主导的，而中国要发展，必须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我们尤其需要区别“新左派”与老左派的不同，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它们的不同首先在于“新左派”更注重自由（这一点应该与“自由主义”相似），也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自由左翼”，其次他们是非组织化、非政党化的，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与政治权力无涉；再次他们的思想来源不仅仅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吸收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后结构主义以来的许多思想资源，这包括福柯、德里达、萨义德等等。
这一论争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展开，在文学方面，这一论争也有较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为对“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视，钱理群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 [3]但是，同时他也认为应该防止两个倾向，一个就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曾经带来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绝它，另外他也不赞同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整个地搬过来。类似钱理群这样的态度，在旷新年、孟繁华等不少研究者那里也可以看到。此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曾推出“左翼文学笔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曾推出“文艺与人民性”的专题，2005年11月北京大学召开了“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这些文章与会议，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左翼文学、“人民文学”与文艺的人民性，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也让人重新思考 “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一似乎过时却又新鲜的命题。
在《那儿》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的影响，在韩毓海、旷新年、邵燕君、郑鹏等人看来，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与现实主义原则，对当下与将来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在白烨、南翔、牛玉秋、许维贤等人看来，这样的角度并不可取，他们更多地将左翼文学传统视为文学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并联系“左翼文学传统”中的弊端，作为否定当前左翼思想的理由；而陈晓明、李敬泽、谢有顺等人，意识到了小说中的左翼精神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但又从不同的理论框架出发，对这一倾向持一种保留的态度。对“左翼文学”的不同理解，又与对“文学性”、“纯文学”的不同理解纠缠在一起，使得《那儿》的讨论更加复杂起来。
可以说，《那儿》与曹征路先生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关注，与以上背景密切相关。这一点甚至在曹征路先生那里也并不是自觉的，对于将小说与现实、思想界的争论密切地联系起来，曹先生曾表示过不安。但离开思想界、文学界的争论，我们将难以解释《那儿》为何会引起这样的热情。这在如下事实中可以得到解释，在《那儿》之前，曹先生发表过描写高校生活的《大学诗》，之后又发表过描写夫妻情感的《测谎记》与描写农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赶尸匠的子孙》，这些作品虽然在“文学性”上并不逊色于《那儿》，但都没有引起如《那儿》般的反响。曹先生对此也不无困惑，而这样的困惑不止在于曹先生，也在于转折时期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
四、新改革观与中国的前景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2004年围绕国企改革，引发了“郎顾之争”，这一争论随着2005年9月2日顾雏军的被捕，已暂告一个段落。但“郎咸平风波”所反映的国企改制中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现象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小说《那儿》即以国企改制为题材，描写了在这一过程中职工利益受损与抗争的故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企改革的背景是，过去为了维持一些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国家在财政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国家希望通过所有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在财政上摆脱沉重负担。改制以私有化和股份制改革为方向，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在很多地方造成了瓜分、贱卖国有资产等种种状况。汪晖的《国企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一文[4]，就通过对企业改制个案的分析，详细地阐明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
《那儿》不仅有着现实意义，而且这一故事和以往的“改革”故事——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90年代的《分享艰难》、《大厂》等等——不同，它并不是站在改革者的角度来论证改革的合理性，而是站在被改革所抛弃的人们的角度，讲述了他们的辛酸与苦难，在这个意义上说，《那儿》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对“改革即正确”的思路进行了反思。
“改革”作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基本国策之一，在时间的推衍中逐渐被建构成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需要前提与证明的“政治正确”。而2004年国企改革中的“郎顾之争”、2005年“医疗改革”失败的宣告，则让人们认识到“改革”的弊端与局限性，于是社会各界开始反思改革，开始思考新的“改革观”，在国家政策层面，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构想。有人指出，反思改革并非反对改革，而是要在认识到改革巨大贡献的基础上，反思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从而能使改革继续推进。也有人认为，“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而要继续推进改革，必须重建新的共识与认同。而在需要反思的内容方面，环境恶化、权钱交易、利益集团的操纵，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等很多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孙立平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以房地产泡沫和官煤勾结为例，讲到2005年某些利益集团在利益博弈中已逐渐对国家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有寡头化的趋势，他指出，导致改革中利益关系失衡的，是以利益集团形成为基础的扭曲改革机制的出现。而要继续推进改革，必须形成新的改革观，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反思，并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5]而郎咸平近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也以《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名，反思“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的现状，认为这已经背离了邓小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让更多的人更贫穷。
关于《那儿》的讨论，虽然很少直接涉及到对改革的反思，但也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比如南翔指出，“只有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才有可能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我则认为，如何改革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在政策层面，80年代提出“发展是硬道理”，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新世纪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这样的调整是建立在对以往改革与发展的反思的基础上的。王晓明也正是在这个角度对《那儿》进行了肯定，“新的尖锐的挑战已经明确地放在了作家面前，而《那儿》则是一部意识到这个挑战、并且努力去回应它的小说。”
而伴随着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问题也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及其秩序，如何认识传统中国、“革命”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如何选择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当前思想界论争的主要内容，这也将是对未来中国与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命题。
“郎顾之争”引发的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争论，也是上述争论的一部分。对于国有企业，有人指出，不能仅看其经济效益，还应注意到它在国家安全与社会保障上的巨大作用，也有人说，国有企业垮台的原因，不在于它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参与竞争，而在于其他因素：政治需要、宏观失控、管理层行为短期化等。
这一争论目前仍方兴未艾，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看到了中新社“中国解禁大型国企管理层持股，但严控持股的数量”的消息[6]，这可以说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对于国有企业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改制，在改制过程中如何公平合理地处理国家、企业、管理者、工人等各方利益，这一争论应该说具有意义，但目前来看，“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并未在国家政策上得到体现，或者说在“博弈”中尚处于下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旷新年将《那儿》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是有道理的，像改革初期的“伤痕文学”一样，或许它也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已经进行了27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在时间上相同。在今天，中国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是走向一个少数寡头与利益集团控制的中国，还是走向一个更加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中国，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思考与努力，也许围绕着《那儿》展开的这场讨论能给我们以启示。
[1]左岸文化网站：http://www.eduww.com
[2]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
[3]钱理群：《20年来思想界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认真清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2599
[4] 《天涯》2006年第1期
[5] 孙立平《利益博弈的一年》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9465&page=1
[6] 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9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