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

鲁太光

　　在《文化与价值》中，维特根斯坦用睿智而又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小小的时代用它自己下流的方式误解所有其他的时代。”

　　这句话，似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恰当的一个注脚：当穿梭于文学文本之中，游历这不到百年的历史时空时，由于这种时代的隔膜如此深刻，以至于你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一面是烈火、金刚与战斗，一面是身体、欲望与消费；一面是流血、牺牲与呐喊，一面是呻吟、颓废与彷徨；一面是为了民族的新生和富强而肩起黑暗的闸门，一面是为了所谓的“摩登”和“市场”而将释放光明的历史推进无边的黑暗之中……

　　恍惚间，一种深刻的虚无感和荒谬感油然而生。

　　然而，当一切满怀“历史同情”的唏嘘感叹烟消云散之后，你不得不面对这风云变幻真实的荒谬和荒谬的真实，观察其历史逻辑，思考其社会成因，并探询未来的道路。

　　这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些年来，在一种无孔不入却又莫名其妙的话语的渗透、控制之下，一些诸如“改革”、“全球化”之类的词语，成了“神圣的词语”，一说出来就具有天然合法性，而不论其所指如何。与此同时，一些诸如“革命”、“救亡”之类的词语，却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迥然不同的命运，一说出来，就天然“非法”，甚至成了人人喊打过街的老鼠。

　　这样的问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更是家常便饭。在当下的语境中，“纯文学”、“新时期文学”、“先锋文学”等成了人见人爱的时髦话语，而“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等则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思想，“样板戏”、“文革文学”等更是成了连说也不能说的危险品。

　　这不但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学史写作的问题。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进行清算的“学术”冲动和“话语”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如股票一样，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讨论“百年中国文学”的主题及审美风格时，就暗含着将50—70年代文学当作异质性的存在加以排除的冲动。譬如，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悲凉”的美感特征举例说明的时候，从鲁迅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开始，一个“筋斗云”就翻过了几十年的时空，跳到了“新时期文学”的《人到中年》上来，中间只留了一个老舍的《茶馆》，不尴不尬地飘摇在1957年的风雨中。[3]

　　王晓明于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专门设置了一个“表达编选者所持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的“作品附录”，在作者收录的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83部作品中，属于“十七年文学”的作品只有3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1956年）、老舍的《茶馆》（1957年）、柳青的《创业史》（1960年）。

　　在放大文学研究的时空从而悄无声息地“淡化”、“删除”“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出版了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述，而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意无意地“淡化”、“漠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他们这样书写的理由也十分简单，即“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文学”的回归。这背后的潜台词十分清楚，那就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迷失者，正是它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断裂”……

　　这种打着“重写文学史”的旗号，压抑“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文学行动，有其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简单地说，就是以夏志清为肇始，以李欧梵为中坚，以王德威为殿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

　　尽管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到王德威，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时代思潮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换，他们的思想表述也从“启蒙主义”演变为“摩登现代性”，再从“摩登现代性”演变到“晚清多样的现代性”，但他们三人却始终坚持同一立场，并抱持同一观念，即：他们都把自己文学史叙事的他者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叙事。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确立了这一他者，并在1971年第二版时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点。他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以便利用文学来探讨和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政治的混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负。李欧梵对所谓“感时忧国”的“精神弊端”推陈出新，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新青年”思潮背后有一个“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这一“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想一脉相承，它最大的影响是进化史观和“进步”意识形态，而其最终的归向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和全盘革命化，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和集体逐渐合而为一，最终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因而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王德威几乎全盘继承了李欧梵的思想，并且用用晚清被压抑了的“多样的现代性”来消解这一“革命现代性”。

　　客观地说，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一脉相承的“现代性”叙述有其不可回避的合理性：他们看到了启蒙现代性的悖论，批判了其单向度的一面，从而挖掘了它“颓废”的一面。然而，由于他们太想用这“颓废”的现代性压抑革命现代性，因而在打开现代知识的一扇“窗子”的同时，却关闭了全面思想的“大门”。

　　找出“革命现代性”所谓的“病灶”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人性”和“日常生活”的“灵丹妙药”来“救治”左翼文学。对夏志清来说，这条叙事线索的关键点是以人生“安稳”的一面反抗“飞扬”的一面的张爱玲、书写日常生活的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李欧梵进一步把“现代主义”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之中，认为“颓废”是优秀小说的基本特征，并建构了一条“颓废”文学史叙事，把《红楼梦》、《野草》、张爱玲的小说等纳入其中，他认为“颓废”文学的实质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抗启蒙现代性。王德威对“颓废”文学史叙事进行了细化和具体化，提出了一套“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叙事，更多地把通俗文学纳入到“日常生活”叙述之中，从而全面抵拒左翼文学。

　　　  然而，如果仔细探究，很难说这一套“现代性”叙述是文学叙述，因为，在这样的叙述背后，有着深刻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背景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傲慢与偏见。

　　　  比如，这些“现代性”的叙述者格外喜欢上海。尤其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所谓的“公共空间”入手，读杂志、看电影、翻小说，勾勒出了上海先锋、颓废、浮纨的现代性面孔，使风雨沧桑的老上海如一位徐娘半老却又风韵犹存的少妇一样，拿姿作态地移到舞台中心。在这“摩登”之光的照耀之下，偌大的一个上海竟渐渐地朦胧起来：既满怀往日的留恋，又一腔“西方”的向往。

　　这种对上海的书写，其实是切割之后的一种 “想象重构”。

　　在这诗学化重构中，上海被从民族国家的中切割下来，“脱亚入欧”、“脱亚入美”了：就像某些评论家们通过“王琦瑶”找到张爱玲找到老上海一样，在这样的“重构”中，通过一种“双城记”式的叙事，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姊妹花”香港，而后，又找到了自己亚细亚的“兄弟”东京，最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自己欧美的“亲戚”：纽约、伦敦、巴黎……

　　这种对上海“认亲戚”式的想象和书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在压抑上海革命的一面的同时，巧妙地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化装，从而为其侵略的历史辩护，并为未来的继续“想象”和“消费”上海，找到了一把话语的庇护伞。

　　归根结底，这种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的叙述不仅不是一种文学话语，甚至不是一种思潮，而是一项政策，是当代世界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核心产物。自保守派政治家于1979和1980年在英美上台后，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弗里德曼、撒彻尔夫人的密友哈耶克协助制定了这项政策，其中包含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经济”内容，但这些“经济”内容却是服务于拆毁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摧毁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从而使财富向私人大资本方向积累的政治指向。

　　当然，像一切见不得人的政治游戏都需要修辞一样，这一保守主义的政治目标和制度安排也要创造一套修辞来美化自己，而“新自由主义”则恰当地承担了这修辞的任务。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残酷而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也穿着“思想”和“思潮”柔软的花衣，来到中国，并落地开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全面“今是而昨非”的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文学显现和延伸，而这天花乱坠的文学修辞又反过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叙述，使其坚硬而锐利的政治诉求包裹在玫瑰色的外衣下。

　　写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诸如“改革”、“市场”、“自由”等名词在今天的语境里天然的“政治正确”的“神圣词语”，而诸如“革命”、“民族”、“民主”等名词则天然的“政治错误”，也明白为什么在现当代文学写作和研究中，由文学而文学史，由文学史而文学，彼此充当对方的论点和论据，论证着“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革命文学”的“粗糙”与“卑劣”，在论证“他者”的“失败”的同时，论证着自己的“胜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十七年文学”、“革命文学”和“文革文学”命名为一份被我们的研究者“背叛了的遗嘱”。在这样无情而轻薄的“背叛”中，不仅这段历史中真正的痛苦没有被发掘出来，加以分析、扬弃，而且其丰富的精神也在众口铄金中灰飞烟灭，因而，“憎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疯狂的潜意识。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反思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知识界的学术研究、清理、批判外，近年来，以网络为重要的载体，在民间兴起了全面反思改革、大力呼吁公平的潮流。

　　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知识活动中，《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杂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观察、分析和评论当代中国以及世界的文艺现象和思潮，对80年代以来日趋僵化的新潮话语和“洋八股”保持警惕和批判的意识，刊发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的研究文章，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杂志坚持人民美学的立场，十分注重与时代相结合，不断推出新的学术话题。杂志还以发现、培养年青的、新锐的左翼作者为己任，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补充新鲜力量。我个人就是在读书期间，被《文艺理论与批评》发现，并在杂志社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发表了一些文章。这种不唯名、不唯书、只唯实、只唯真的做法，体现了杂志的胸怀和眼光，因此，这篇简单的文章，不仅是对杂志二十周年庆典的一次口头祝贺，更是一个学生交给老师的一份作业。

　　马克思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使人们摆脱幻想，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们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摆脱形形色色枷锁，焕发活力，追求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幸福的世界。

　　马克思还说过这样的话：“所有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

　　我想，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人民文学的立场，坚持直面人生，坚持理性的战斗和战斗的理性，以笔为旗，以梦为马，生命不息，战斗不已，我们就一定能在知识界树立起一面对人民的爱的大纛，同时，也树立起一块对敌人的憎的丰碑。

　　这样，不仅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之树也必然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