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第一》：民族精神的文化记忆
2009年05月14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何建明著报告文学《生命第一》是一部大主题、大结构的作品，也是作者最用力最用情的心血之作。它给予我们的多元思考和文本价值，是一篇短评难以言尽的。

何建明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美国人尼尔提醒我们：当一切公众活动和文化内容都成为娱乐的附庸时，“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的物种。”而作品的深度和高度，正是支撑报告文学的中坚力量。

　　《生命第一》以“生命”为作品的灵魂。“生命”二字，对作者而言，是他思考所要达及的深度；对作品而言，是思想性所要达到的高度。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跨越了对社会大事件的通常记录，具有了文学的品格和历史的品格，从而形成了民族的文化记忆。

　　对于全景式报告文学，“面面俱到”几乎是难以规避的，但这不等于对事件过程的平庸叙述。作家的功力，恰在于能否对“面”及各面中的人和事的合理选择。紧抓“典型”二字，剪裁出质地厚实的内容来，从而出色地完成“写什么”这个关键过程，这是作品成功的根基。那些经过作者体味、琢磨过的材料。已不是个人的一己情怀，它们都蕴含着生命的血脉，从四面八方聚来，毫不散乱地排列在作家的笔下，极有分量地向我们传递了“生命”的意义。

　　全书开篇就是地震区三个不同时段的传统忌日，毫无铺垫地将你带入生命的哀伤；而三个不同场景中的不同故事，早已使你进入这个地震大事件的中心地带。

　　作品的第一章，选写了都江堰。这个古今中外皆闻老的古城，因李冰父子水利工程而成为人类生命史上的骄傲。但分秒之内，它就毁于地震。中学、小学、医院，本是生命安顺的地方，却变成了“血淋淋的生命现场”。但这里，生命之旗依然飘扬，一些有政治信仰的人，“在险境中转让着自己的生命。第二章所写的龙门山，是地震最烈的地带。但在最险处，竟有两千多人在坚守。这一切，缘于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贾正方，他大喊：“有我在，就有生路。”于是，在隆隆的地震声中，生命的坚强达到了极致。第三章中的红白镇，曾是富裕的”小成都“，但瞬间被埋葬在十几座大山之下，几代人、五十年的心血灰飞烟灭，生与死的转化让人来不及应对，但这里活着的人，未擦干眼泪，就开始重振山河。北川，被列为第四章，这个曾拥有两万多人的县城，多一半人遇难于废墟中，少数人仍顽强地自救于生死之间。“死城”不死，正是有了生命的爆发力，彰显了生命的悲壮。有关救援部队的集中写照在第五章，强行挺进汶川，是打开生命线的战斗。在整个大地震事件中，在最困难、最紧急、最险要的关头，军人们用生命冲击并打开了生命线。最后一章，是向生命的致敬之章。作者以极具震撼力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志愿者“以命换命”的竭尽全力；看到了死里逃生者绝不放弃一线生机的惊险经历……

　　读《生命第一》，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始终出现在书中——这就是作者的文学形象。报告文学的作者，往往可以将“自己”或隐于字里行间，或隐现不定，或过场串连。但《生命第一》的作者，从开篇就站在所描述的事件之中，站在读者的当面，向你叙述事件、传递感情、启迪思考

　　作者身在现场，手执一张从废墟上捡到的教师证书，期望寻找生命的存在；面对学校倒坍的教室，他要摘下口罩，去倾听地下稚嫩的呼救声；他对北川的遇难者们，躬身致哀，想到废墟下被放弃的人或有生还之机，他流着泪，久久不忍离去；他几次采访，都不敢踩踏废墟，他怕踩到或惊拢了废墟下的死难者；他面对无数的死亡者，总要独自默默地哀悼他们；他揽着死里逃生的八岁女孩何雨熏，父亲般的倾听她、怜惜她、祝福她；他在书中屡屡出现的关于“生命”的探讨，其哲理之深奥，又使他如演讲者一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难以尽述的回放，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作者思考的状态、对生命的执着和怜惜以及他对人生博大的考量和论断。作者以自己的文学形象，和我们一起阅读，使我们感他深蕴于心的忧患意识、人文关怀以及平民情结。

　　《生命第一》给了我们一次面对灾难、面对生死、面对精神的难得机会；它让我们有了一次深切的生命体验。 （田珍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