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登出了“著名诗人作家阮章竞逝世”的消息。我急忙把电话打到阮家,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表达。对方听出是东城图书馆,便说:“知道、知道,我父亲曾给图书馆题过诗,而且听说还有一段故事。”阮家姐姐一席话,勾起我对往事的点点回忆。
那是一九九六年七月,阮章竞与其他文艺界名人来东城图书馆参观“茅盾先生图片展”,还应邀题写了八个字“面向社会,服务大众”。可没过几天,阮老又寄来一封信,请图书馆将那八个字“千万为我撕掉”,并重新题了一首诗。一九九九年三月,我整理馆藏时,亲眼看到了这些文档材料,一时兴起,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又识阮章竞》。朋友怂恿我在报上发表,我执意要先经过阮老本人同意。
几经周折,我终于摸到了阮老的家门。定睛一看,门上贴着一张十六开白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心力衰竭,事先无约定请勿打扰,十分抱歉。”我猜想一定是阮老的亲笔,愣愣的迟疑了很长时间,既不忍心,又不甘心,结果还是轻轻敲了两下,仅仅两下,心里便过意不去,转身想走。门忽然开了,一位小保姆出现在我面前,我真是喜出望外。“请问,阮章竞是在这儿住么?”“爷爷住院了。”我心头一怔,“什么病,厉害么?”“老毛病,没关系”小保姆见我着急的样子轻松地说。“那可以打搅么,我写了一篇文章,想让他看看。”想必我的样子很傻。小保姆哧哧的笑着说:“爷爷现在精神好着呢,明天就出院。”“出院?太好了!我可以现在就去医院看他么?”“可以。”我像得了令牌一样,没等电梯就跑下了楼,推上自行车,飞也似的向同仁医院奔去。
在护士的指点下,我来到阮老的病房。隔着玻璃窗我看见诗人阮章竞,穿着一身病员服,正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看杂志,一个鼻孔还插着氧气管,人也比两年前的照片瘦了很多。且哮喘的厉害。我嗑磕巴巴的说明来意,并递上拙作。阮老慢慢取过眼镜。我怕让老人家太过费神,便自告奋勇把文章念给他听。屋里静静的,我念得很慢,可脸上一阵阵发热,心突突的跳个不停。终于念完了,我抬起头,象小学生第一次作答卷,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底。阮老拿过文章看了好一会儿,温和的说:“写得很好,是你的真实感受,你的理解,可以去发表。”然后,又饶有兴致地把当年题词的细节讲给我听,说他题完那八个字后心里一直很不安,于是又写了那封信和诗。见阮老这么坦率、真诚,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阮老,那封信的末尾,您写了一句‘顺祝工作快安’,我好象没见过‘快安’这个词。”阮老想了想,“那可能是笔误,笔误。应该是‘工作快乐’。嗨,人老了,提笔忘字。”阮老哈哈一笑。“那我可给您改过来了”我说。“改过来,改过来”阮老连连点头。接着我们又谈起那四句诗:“东城建有图书楼,智慧之泉任吮收。哺出新的追星族,顺路鹊桥慰女牛。”最后一句我读不大懂,阮老就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是爱追星吗?我是希望年轻人不只追歌星、影星,还要学会利用图书馆,追科学之星,立志在大宇宙中探索。顺路再看看织女星、牛郎星嘛。”我顿开茅塞。还是阮老站得高,想得深,心中更充满了敬意。这时,小保姆送饭来了,我不便再多打搅,匆匆请阮老在文章上签了个名,就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我记着阮老要出院,一早便来到“同仁”。老人家一切准备停当,已然坐在轮椅上。见我来了,很高兴,又面带几分歉意。我忙解释说:我是代表图书馆来的,是公差,老人才不再说什么。司机到了,热情的帮阮老清点东西,并温和的告诉阮老:别着急,出院的人多,您得多耐心等会儿。这时,我看见小保姆楼上楼下的跑,熟练地办理出院手续又排队取药。临了,医生又仔细叮嘱,什么药,什么时候吃,吃多少。还没等医生说完,小保姆早已背出来了。阮老不无感慨的对我说:“多亏了她,不然我是寸步难行”。从聊天中我还了解到,这次出院还有一个原因是楼上的病房要装修,阮老好静“反正在哪儿都离不开药,那就回家吧”,阮老倒是好商量。总算办妥了一切,可以走了,我们一起把阮老推上电梯,推出医院,扶进汽车。我又把联系方式写给小保姆,一再叮嘱,有事呼我,我一定到。阮老在车里扬着手,频频向我致意。我也挥着手,默默的注视着这位和善的老人,一直到车子驶进拥挤的大道。
这是我第二次见阮老,原打算等老人身体好些再登门请教,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翌日,刚上班就有电话找我,原来是阮老。“小王,你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我是竞赛的竞,里面没有横,”“这回是我笔误了”我们都笑了。真没想到老人家这么认真,我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却给他添这许多麻烦。我把拙作寄给了一家报社,可是一直没有下文。其实,我并不在乎文章能不能发表,当时创作的冲动已渐平静,但阮老的人格力量却让我不能忘怀。
今天,阮老永远的离开了,而我却欠他老人家一份情。这也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缘由,也许我的文笔太苍白,但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完。阮老,如果您在九泉下有知,一定能听见。
王鸿鹏
2000年3月1日
记于东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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