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登出了“著名诗人作家阮章竞逝世”的消息。我急忙把电话打到阮家，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表达。对方听出是东城图书馆，便说：“知道、知道，我父亲曾给图书馆题过诗，而且听说还有一段故事。”阮家姐姐一席话，勾起我对往事的点点回忆。

　  那是一九九六年七月，阮章竞与其他文艺界名人来东城图书馆参观“茅盾先生图片展”，还应邀题写了八个字“面向社会，服务大众”。可没过几天，阮老又寄来一封信，请图书馆将那八个字“千万为我撕掉”，并重新题了一首诗。一九九九年三月，我整理馆藏时，亲眼看到了这些文档材料，一时兴起，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又识阮章竞》。朋友怂恿我在报上发表，我执意要先经过阮老本人同意。

　  几经周折，我终于摸到了阮老的家门。定睛一看，门上贴着一张十六开白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心力衰竭，事先无约定请勿打扰，十分抱歉。”我猜想一定是阮老的亲笔，愣愣的迟疑了很长时间，既不忍心，又不甘心，结果还是轻轻敲了两下，仅仅两下，心里便过意不去，转身想走。门忽然开了，一位小保姆出现在我面前，我真是喜出望外。“请问，阮章竞是在这儿住么？”“爷爷住院了。”我心头一怔，“什么病，厉害么？”“老毛病，没关系”小保姆见我着急的样子轻松地说。“那可以打搅么，我写了一篇文章，想让他看看。”想必我的样子很傻。小保姆哧哧的笑着说：“爷爷现在精神好着呢，明天就出院。”“出院？太好了！我可以现在就去医院看他么？”“可以。”我像得了令牌一样，没等电梯就跑下了楼，推上自行车，飞也似的向同仁医院奔去。

在护士的指点下，我来到阮老的病房。隔着玻璃窗我看见诗人阮章竞，穿着一身病员服，正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看杂志，一个鼻孔还插着氧气管，人也比两年前的照片瘦了很多。且哮喘的厉害。我嗑磕巴巴的说明来意，并递上拙作。阮老慢慢取过眼镜。我怕让老人家太过费神，便自告奋勇把文章念给他听。屋里静静的，我念得很慢，可脸上一阵阵发热，心突突的跳个不停。终于念完了，我抬起头，象小学生第一次作答卷，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底。阮老拿过文章看了好一会儿，温和的说：“写得很好，是你的真实感受，你的理解，可以去发表。”然后，又饶有兴致地把当年题词的细节讲给我听，说他题完那八个字后心里一直很不安，于是又写了那封信和诗。见阮老这么坦率、真诚，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阮老，那封信的末尾，您写了一句‘顺祝工作快安’，我好象没见过‘快安’这个词。”阮老想了想，“那可能是笔误，笔误。应该是‘工作快乐’。嗨，人老了，提笔忘字。”阮老哈哈一笑。“那我可给您改过来了”我说。“改过来，改过来”阮老连连点头。接着我们又谈起那四句诗：“东城建有图书楼，智慧之泉任吮收。哺出新的追星族，顺路鹊桥慰女牛。”最后一句我读不大懂，阮老就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是爱追星吗？我是希望年轻人不只追歌星、影星，还要学会利用图书馆，追科学之星，立志在大宇宙中探索。顺路再看看织女星、牛郎星嘛。”我顿开茅塞。还是阮老站得高，想得深，心中更充满了敬意。这时，小保姆送饭来了，我不便再多打搅，匆匆请阮老在文章上签了个名，就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我记着阮老要出院，一早便来到“同仁”。老人家一切准备停当，已然坐在轮椅上。见我来了，很高兴，又面带几分歉意。我忙解释说：我是代表图书馆来的，是公差，老人才不再说什么。司机到了，热情的帮阮老清点东西，并温和的告诉阮老：别着急，出院的人多，您得多耐心等会儿。这时，我看见小保姆楼上楼下的跑，熟练地办理出院手续又排队取药。临了，医生又仔细叮嘱，什么药，什么时候吃，吃多少。还没等医生说完，小保姆早已背出来了。阮老不无感慨的对我说：“多亏了她，不然我是寸步难行”。从聊天中我还了解到，这次出院还有一个原因是楼上的病房要装修，阮老好静“反正在哪儿都离不开药，那就回家吧”，阮老倒是好商量。总算办妥了一切，可以走了，我们一起把阮老推上电梯，推出医院，扶进汽车。我又把联系方式写给小保姆，一再叮嘱，有事呼我，我一定到。阮老在车里扬着手，频频向我致意。我也挥着手，默默的注视着这位和善的老人，一直到车子驶进拥挤的大道。 

这是我第二次见阮老，原打算等老人身体好些再登门请教，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翌日，刚上班就有电话找我，原来是阮老。“小王，你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我是竞赛的竞，里面没有横，”“这回是我笔误了”我们都笑了。真没想到老人家这么认真，我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却给他添这许多麻烦。我把拙作寄给了一家报社，可是一直没有下文。其实，我并不在乎文章能不能发表，当时创作的冲动已渐平静，但阮老的人格力量却让我不能忘怀。

今天，阮老永远的离开了，而我却欠他老人家一份情。这也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缘由，也许我的文笔太苍白，但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完。阮老，如果您在九泉下有知，一定能听见。

王鸿鹏　　

2000年3月1日

记于东城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