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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2期目录
西单三条老胡同串起元明清三朝往事
八王坟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
探寻城南会馆云集处
东城区图书馆 外借部
西单三条老胡同串起元明清三朝往事
200年前,在如今繁华的西单闹市以北的甘石桥东面，曾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的东面是婉转的皇城城墙，说它婉转，是因为城墙在这里莫名地拐了几道弯。皇城在这里缺失了方方正正的一角，留下一个谜团。
皇家拱手让出的这块土地，是块什么样的地方呢？
几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如今这里还平行地保留着三条东西走向的主要街道，它们是灵境胡同、太仆寺街、力学胡同。力学胡同再往南一直到长安街一线，明嘉靖以前，有一座北京城屈指可数的恢宏的寺庙。随着明嘉靖年间的一场大火夷为平地，转瞬间几百年的喧哗，化为几百年的静寂。现在这里又矗立着电报大楼、民航大厦、图书大厦，与车水马龙的西单连成一片，静寂复又转为喧哗。
灵境胡同
■灵境胡同因灵济宫而得名
清代以前的北京，尚无灵境胡同，此地的风貌，文献中记道：“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无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灵济宫也。”
灵境胡同因灵济宫得名，北京的很多地名是有来历的，岁月的风雨把地上的建筑摧毁了，但有一种遗留是无形的，它融入了这个城市的血脉，铸入了这个城市的气质，灵境胡同的得名，就是北京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明证。
明清两朝，灵济宫隐在一片遮天蔽日的茂林之中，微风拂过，树梢间显现出碧绿、金黄的琉璃瓦和狰狞的脊兽。再早年，金水河从甘石桥下穿过，分路绕皇城而去。这一带是流水依依、杂树丛生的城中郊野。现在的甘石桥、西斜街、东斜街，这些古老的地名，是当年古河道的残留。
今天的北京人，没有见过灵济宫，有灵境胡同的时候是在民国初年，在此之前灵济宫已不存在了。
■600多年前的灵济宫源自明成祖朱棣的一个梦
灵济宫诞生在600年前。那年，明成祖朱棣征讨漠北蒙古的战争进展得不太顺利，心情郁闷一筹莫展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南方有两位神仙能助他一臂之力。于是成祖诏闽县人曾甲入侍询问。曾甲是何人，史籍没有太多记载，只知其是位能言善辩，会“抉箕”为人预测未来的“半仙”。他揣摩透了朱棣的心情，把成祖心中想的说得头头是道，把将来的战争形势分析得清澈明了。
以近侍的身份加上一张好嘴，曾甲让皇上信服了。曾甲高明之处在于，他说，这些话不是他说的，是依附在“箕”上的两个神仙说的。曾甲说，他的家乡福建闽县金鳌峰下的灌园里，有个破祠，祀的是常常显灵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两人，宋高宗还为祠赐名“灵济宫”，这两位“神仙”很是灵验。
成祖信以为真，于是遣使去福建，请来了这两位胳膊、腿都松动的木偶神像，并令人大动土木，在甘石桥的东面，金水河故道的南面，现今灵境胡同西口路北的地方，建了一座巍峨的道观———灵济宫，把两位“神仙”供奉起来。
■灵济宫成为明朝历史上的笑柄
朱棣是个粗人，全不知徐知证、徐知谔兄弟的真实身份，就赐予了二兄弟“真君”的封号。自此以后整个明朝，代代的皇帝也跟着荒唐地信奉起来，封号不断地追加，地位不断地提升，以至于高过了当朝天子的地位。
可笑的是，有人已经考证出徐氏两兄弟是唐逆臣之后，祭祀不合礼仪。尽管如此，谁也说服不了鬼迷心窍的明皇室，把祭祀停下来。皇家依然信奉着，并且还驱使满朝的文武官员也要定期去祭祀、朝拜。灵济宫把大明朝折腾得一片乌烟瘴气。终于，有的朝臣站出来说话了，他们说：“臣等心既不信，诚从何生？强使驱驰，虽祭何益？乞将前项祭祀革罢，免令臣等行礼。”讲得针锋相对激昂澎湃。不能不佩服，在那个说错了一句话就有可能掉脑袋的朝代，不断地有大胆的朝臣，向皇上陈述他们对灵济宫祭祀问题的不同政见。纷纷争争，事情一直闹到明末崇祯朝，这场祭祀的风波，才算拉下帷幕。
崇祯帝终于打破了历朝的戒律常规，批准了朝臣的上疏：“二真人乃叛臣之子，不宜受朝臣拜跪，请以帐幕隔之。”然而此时的明朝已是夕阳西下，奄奄一息，崇祯皇帝的种种变革，也不能阻止明朝的谢幕！
徐氏二兄弟究竟是何许人物，让大明朝当成神，供奉了十几代？出于好奇，我翻阅了一下五代十国的史料，惊讶地发现，徐知证、徐知谔是南唐李后主的叔爷，李后主的爷爷徐知诰（南唐烈主）和徐知证、徐知谔同为唐叛将徐温之子。
没有多少人能记住被明朝祭祀了200多年的徐氏二“神”，可那位落魄的南唐李后主，却因为几首哀婉而忧伤的词章，而在人间留下了“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千古绝唱。
■因八卦教谋反，灵济宫被清廷夷为平地
明朝以后，灵济宫已很萧条，后来，又因与一场八卦教谋反有脱不开的干系，而被清廷捣毁。
嘉庆十八年，八卦教教主林清寄宿在宫中。宫前那片密林，每天有太监前来提笼遛鸟，林清在此秘密与太监取得了联系，并发展了教徒。经过两年的准备，终于酝酿成一场由灵济宫出发，里应外合，打入皇宫的造反。这场造反终因荒诞、天真而失败。林清的皇帝美梦没有实现，落得个凌迟处死。
万恶之源的灵济宫，让清廷恨之入骨，被夷为平地，门前的那片茂林也被砍伐殆尽。就这样从明成祖起，喧嚣了几乎整个明朝的灵济宫，从北京的版图上消失了。
风波过后，茂林被砍伐，渐渐地北京人在砍伐的林地间，踏出了一条东西走向的路，和皇城的“西城根”连了起来。民国初年，这两条路合称为灵境胡同。
力学胡同
■力学胡同原名叫李阁老胡同
这条胡同还算有些古朴、参差错落的四合院，把人的思绪带回到了老北京。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更换新名，新名虽有新意，但让人失去了很多遐想，古老的韵味淡了。
明朝的时候，有两位李姓的朝官，官都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被视为一代阁老，又先后都被赐居在同一条胡同。
一位是李贤，为官是在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年间，历经五朝。另一位是李东阳，稍晚，为官在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也历经四朝。
李贤在任期间，经历了土木堡之变、英宗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朝野一片动荡。李东阳在任时期，赶上了刘瑾乱政，举国上下怨声载道。
看看他们的官都是怎么做的，李贤的官当了那么久，历经了五朝，外族的入侵、朝廷的争斗、皇权的更迭，他竟毫发未损，他拥待了景帝又不被英宗忌恨，他没有圆滑之嫌吗？当英宗复辟之后问到他，为什么没有参加拥护他复位的“夺门之变”时，他说，江山社稷本来就该是帝王的何必去“夺”。
李东阳为官的时间更长，在刘瑾专权的时候，忠直的官员被放逐殆尽，屡遭迫害，独李东阳在刘瑾之旁委蛇周旋。他没有阿奉之短吗？
可是他们都还算是为官清廉，并未助纣为虐，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又在尽力地保护一些官员，也还能替百姓做些好事，朝野上下都有不错的口碑。
此时，我又想起另一类朝官，“靖难之役”，朱棣登上了皇位，请来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文学博士方孝孺起草诏书，方孝孺身穿孝服来到廷上，进殿就悲声痛哭，朱棣赶忙起身迎接，耐心劝说。方孝孺叹道：“建文帝死了，大明朝完了。”朱棣说：“朱家王朝现在由我来当皇上了，你不用操心，大明朝完不了。”方孝孺说：“你算什么？不该由你当皇帝。”朱棣说：“我是皇四子，谁当皇帝，这是我们朱家的事，你别管了。”方孝孺说：“你是篡位的燕贼，我宁死不起草诏书。”朱棣说：“你不怕死，也不顾九族吗？”方孝孺说：“你杀十族，也奈何我不得。” 宁折不弯的方孝孺和刚愎自用的朱棣碰到了一起，至此，悲剧已无法挽回，方孝孺的九族亲属，连同他朋友、门生一族，合十族873人，在方孝孺的过目之下一一被斩杀。最后，他也被寸磔而死。方孝孺死前作绝命诗一首：“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为此殉君兮，抑又何求！”方孝孺死得山崩地裂般壮烈，仅仅是为了维护君臣嫡庶的等级秩序，悲壮之余不免让人觉得愚钝。
相比之下，两位李姓的朝官“潜移默夺”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实力，是谁把儒家的中庸之道领悟得更加深透？我不敢妄言了。
也许官场生涯中有很多无奈，有人刚烈，有人委婉，有人直撞南墙而去，有人迂回而过，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英宗死前托孤于李贤，孝宗临终前李东阳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之一，明朝的两位皇帝都在同一处境下把江山社稷交给了他们，对朝廷他们不可谓不忠。
两位李姓文章学问都无可非议，李贤的著述有些失传，留传下来的被收录于“四库全书”。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他的诗词当时被誉为“茶陵诗派”的代表，在明代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文章被广为传诵，就连他起草的内容枯燥的奏疏，也被当作美文传阅，他著的《怀麓堂集》也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不熟悉明史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李贤了，而在他的家乡河南邓县，李贤的名气很大，他的墓地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青山绿水之间，被尊为一代贤相。穷乡僻壤之中出了一位名人，给家乡增了光彩而被代代传诵，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大批的历史名人，可是北京人不记得了，北京人怎么记得那么多？一代代的天子，换了一个又一个，一批批的朝臣走了一拨又一拨，北京人哪有那么好的记性？
李贤为官时，被赐居在皇城脚下的这条胡同里，生活清廉、孤寒苦寂，死后葬回了家乡，荣归故里。家乡还记得他，而北京胡同里的故居却湮没无考了。
李东阳由后海的西涯，被赐居到这里，辞官之后也回到了湖南老家，走后没几年，他在北京的故居即沦为民居，后来还是被他好心的湖广老乡麻城人耿定向赎了回来，在院里为李东阳建了祠堂。辞官回家的他，据说生活也很拮据，为了筹措一顿请客的饭资，也要现写字去卖。现在力学胡同的耿氏房园，历经几百年演变，已面目全非了，力学胡同小学即是耿氏房园的遗址。
悠悠的岁月把一切都湮没了，特别是在宦海沉浮的北京。
李阁老胡同是因为哪一位阁老在此居住而得名呢？事隔几百年，北京人说不清了。光绪年间，朱一新在编纂《京师坊巷志稿》时，就没能完全搞清楚，留下一桩疑案，已没有一点遗迹可寻了。也许就是因为有两位姓李的阁老，都在这里住过，所以胡同才有了这个名称。
太仆寺街
■太仆寺曾是元代的兵部旧署，这条街史称兵部夹道
灵境胡同的南面是太仆寺街，“太仆寺”不是“寺”是官署名，掌皇帝的舆马与马政。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战争的主要工具，因此，太仆寺是格外重要的官署机构。查辞海，太仆，古官名，太仆寺卿曾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太仆寺是一条古老的街道，《春明梦余录》上记道：太仆寺乃元兵部旧署，这条街史称兵部夹道。
毫无疑问，元代这条胡同已经存在。明代的地图，胡同的中北部，一片宏大的地域显著地标着“太仆寺”，照书中的说法，明代的太仆寺就是元代的兵部。清雍正三年，太仆寺移至正阳门东城根。旧官署逐渐沦为民居。据载，太仆寺内原有两方文物级的石刻，刻的都是马，一方是以元人赵孟頫的画刻的，一方是以五代时史道硕的画刻的，随着太仆寺的搬迁也湮没无存了。
虽然几百年过去了，太仆寺已经不在，但是这里的街道名称依然叫太仆寺。
■书法巨匠米芾的后代曾官至太仆寺卿，雅居于此
17世纪初，米太仆万钟住在这胡同里面，这位北宋书法巨匠米芾的后代，血液里有着祖先的艺术天赋，他的居室叫“古云山房”，建得别致而优雅。
米万钟，以进士第，官至太仆寺卿，奉调入京。想必他的官做得风雅潇洒，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多精力驰骋于翰墨之间，不会有那么多闲心寄情于山水花石之中。他的书法绘画深得其祖遗传，并称“明末四大家”之一，如今故宫博物院仍有他的作品珍藏。
他好奇石，“嗜石成癖”。古云山房里的陈设，全是他云游四海搜罗而来的奇石，他那些收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凤毛麟角地介绍北京胡同史的文献，居然会不惜笔墨地对他的藏品大加描述。今天的奇石收藏家看到这样的描述，也一定会对他的藏品垂涎不已。
■米太仆以自家全部财力，在北京自行设计建造了三座园林
米太仆的风雅，还在于对园林的嗜好，他以自家全部的财力，竟在北京自行设计施工，建造了三座园林，《燕都游览志》上均有记载。
这三座园林分别是建在太仆寺街和灵境胡同之间的湛园；建在什刹海湖畔的漫园；建在海淀的勺园，都堪称当时的名园。园林成了文人雅集的场所，一时脍炙人口。遗憾的是湛园和漫园存世都不过百年，大约毁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如今只有勺园尚存，悠然于北大校园之中，成为北大的骄傲。
湛园建在古云山房的左侧，据说米太仆善于因地制宜，借景造园，皇城西南角，城墙外的这块地方，恰恰是古树繁多水洼密布，适于造园。米太仆相中了这块宝地。
太仆造园，“为园曰湛，园内有石文斋、林仙簌馆、茶尞、书画船、绣佛居、竹渚、敲云亭，曲水绕亭，可以流觞，即以灌竹，竹外转而松关，又转而花径，则饮光楼在望，众香国盖其下也。别径十数级，可以达台，是为猗石，俯瞰蔬圃”。米万钟在诗中写道：“主人心本湛，以湛名其园，有时成坐隐，为客开清樽。闲云归竹渚，落日深松门。”登台候山月，流辉如晤言，在官场倾轧的明代，米万钟好一派闲云野鹤的心态。
今天你能想象吗？300年前，在灵境胡同和太仆寺街之间，有这么一处有岛、有水、有亭、有台、有竹林、有松关、有画舫、有书斋的偌大园林，是我们不经意中又梦入了大观园的仙境吗？
■改朝换代而使很多豪门大宅随之湮没，是京城胡同史的特色
太仆寺街的古老，加上它的地理位置近靠皇城，名宅应该不少，可是北京是个变数很大的城市，紧挨着皇权的中心，政治漩涡卷出的深渊，改朝换代掀起的巨澜，总是不免首先波及到它。崇祯皇帝在景山的歪脖树下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朝覆灭的同时，让多少人情愿和不情愿地随它去了。文献上记载，明亡之际，“流贼破城，太仆寺街一门九女子投缳死”；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先是绝粒不食，见贼骑纵横，望阙哭”，于附近的双塔寺“投井而死”。这样的满门“忠烈”，这样的以死报君的知识分子，在北京的方志中屡有记录。而时局动荡又令多少人举家迁徙？君主更换又令多少人被逐、被杀？改朝换代而使很多豪门大宅随之湮没，这是京城胡同史的特色。
■同一条街上的衍圣公府是孔府在京的官邸
湛园没有保存多久，清末，太仆寺街的柯家，偌大的宅院也没有保存多久。柯劭忞是清代的翰林，曾任毓庆宫行走，官不可谓小，但他们终归是一朝一代的贵族。而离它们不远，同一条街上的衍圣公府，却躲过了一场场厄运，历经了大半个明朝和整个清朝而岿然不动，几乎和皇宫的历史一样长。一个家族的宅院在北京保存这么久是个罕见的奇迹。当然，比它历史更久、规模更大的曲阜孔子故里“阙里世家”，沿袭了2500多年而长盛不衰，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这皆因，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一直被尊为圣人。儒家学说是维系人心，巩固统治的一剂最好良药。
北京的衍圣公府是孔府在京的官邸，最初是明成祖赐宅在东安门北，阙里文献上有记载，但具体地点已不可考。明英宗时，十岁的衍圣公孔宏绪又被赐予新居，明史中记道：“明英宗复辟，孔宏绪入贺，朝见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宏绪才十岁，进止有仪，帝甚悦。每岁入贺圣寿，帝闻其第湫隘，以大第易之。”此说的大第，即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
衍圣公在明清两代已是一品官，列文官之首，被皇上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在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衍圣公府被尊为圣人之家，自西汉以来2000多年的尊孔活动，已使孔子的嫡系世家，变成了世世代代的天下第一贵族之家。
衍圣公每次由山东曲阜来京朝贺，都要带着孟子、颜回、曾子诸贤的后裔，浩浩荡荡百余人的代表团，入住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清末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民国以后，衍圣公府逐渐衰落。直至现在，圣公府原有的建筑已被拆除殆尽，在原址上建了北京外事服务职业高中。
太仆寺街的北面原有的宅门和院落，几乎都被新起的楼房替代，我在失落的同时，不能不又生出几分感慨！这仅仅是几年的时光，北京的建设真是一日千里。这样飞速前进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垒砌高楼的同时，人文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基石。
童年住在皇城边的四合院里，对古老的北京从小就有一种亲情，父亲是老中医，疼爱老儿子，“坐堂”也往往带上我。所以，18岁前娇生惯养，不谙世事。“文革”中我去内蒙古插队，辗转于大江南北十余年。回北京后在某部委工作，退休后“下海”。说心里话，当官经商，我都不是料。年轻时有个梦，想当个什么家，但终究成了饮食男女。现在还想圆个梦，人不能没有梦，于是偶有小文见报，仅此而已。
摘自北青网
八王坟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
据有关资料记载，八王坟就是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墓地，也是北京比较有名的一处清代王爷坟。老居民也回忆说，从祖辈上流传下来就知道这里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坟地。既然英亲王阿济格在努尔哈赤的众多皇子中排位第十二，为什么会对他死后的墓地称为“八王坟”呢？这是因为阿济格在清朝初期开国诸王的排序中列为“八王”，所以对于他去世后所葬的墓地，民间老百姓一直俗称“八王坟”，并作为地名称谓一直延续几百年至今。
英亲王阿济格生于1605年，于1651年被顺治帝赐死。他与当朝摄政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为同母胞兄，并能征善战，是清朝初期有名的将领。曾随皇太极攻入长城，占领了遵化等河北重地，并率大军直逼北京城。纵掠京畿地区，56战皆捷。顺治元年（1644年），阿济格又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随后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满、蒙、汉大军三万余人，自山西入陕，追击李自成大顺军至湖广，于次年俘杀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并招降大明军将领、兵马10万，占领63城。
英亲王阿济格后来也曾因“出师贻误战机、谎报军情”之罪被降为郡王，但又复亲王爵。从授贝勒，到晋多罗武英郡王、封和硕英亲王、授命为靖远大将军，阿济格可谓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却是一个缺少智慧，性格粗暴的人。在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到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阿济格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这也是阿济格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
由于阿济格后人在民国时期就开始拆除、变卖八王坟的地面建筑，还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酿酒厂的开发，估计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见到八王坟的踪迹。致使五十年代就在这里居住的老居民们也无缘一睹八王坟“真容”。这也可能就是八王坟至今“片瓦未存”的原因。
■八王坟立交桥西侧：八王坟原址已片瓦未存
在八王坟西南角紧邻的通惠河畔，就是当年京城有名的通惠河庆丰闸，民间老百姓俗称“二闸”。当年曾经风光一时的二道闸板等水利建筑如今已是踪迹皆无。北京市通惠河工程指挥部1995年3月在庆丰闸遗址河畔建一道墙壁，上面筑有“庆丰闸遗址”几个大字和描述当年二道闸风光的文字记载和绘画，还修筑了一座纪念庆丰闸遗址的石碑，让前往的人们不由多了许多对当年无限风光的庆丰闸的追思。
通惠河当年为元代郭守敬设计开凿的漕运水利工程，并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赐名“通惠河”。由于通惠河是当时京城漕运的重要通道，所以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发达。从南方来的货船，一路风帆一路歌驶入大都城内。由大通闸到二闸庆丰闸，河面碧水涟漪，河里鱼虾畅游，水禽起落，时有轻舟泛过。岸边绿柳成阴，酒肆座座，清风习习，垂枝戏水，故垂钓观光者终日不断，文人墨客也常在此饮酒作赋。明代时在二道闸附近又修建了一座三忠祠，上供烧香者更是络绎不绝。如此一派人文佳境，也惹得有人将此处误作“秦淮人家”。可见称当时有“朝外一景”之名的庆丰闸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化游览区的确名实相符。
随着漕运工程的衰退，庆丰闸虽然早已风光不再，但老居民回忆说，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庆丰闸一带通惠河水依然清澈。虽没有摇橹的轻舟和酒肆中对酒当歌的文人墨客，却也可以经常在河面看到带着鱼鹰摇船的打鱼人。那时通惠河南岸还是一片地势与河面一样低的芦苇塘。孩子们放学后经常在这里嬉戏，还可以逮到小鱼虾。虽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但仍不失为“绿色风光”。
到了七十年代末，南岸大片的芦苇塘、湿地已基本消失，并逐渐将低洼的地面垫高，后来又建成了东郊批发市场。庆丰闸这一带河水也遭到了严重污染，一度成了臭气熏天的黑水河。庆幸的是，近几年北京市对通惠河大力度的治理，已经使二道闸这一带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前一阵我看到整治后的通惠河庆丰闸一带，已是河水绿波粼粼，两岸柳树成行，河畔不乏垂钓者，几只小野鸭河中嬉游，顿时倍感悦目，似见当年河中“水禽起落”之景。
在庆丰闸南岸“皇城老妈”酒家门前，现在还存有一棵老槐树。按树前“文槐铭”记载，相传这棵树已有300多年历史。约在1748年前后，文学巨匠曹雪芹曾多次往来北京香山和通州，途经庆丰闸在此槐树下候船闲坐或与友人茗茶赋诗，曾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故后人称此槐为“文槐”。
近年因为修路，两年前二闸村已经全部拆迁，现在只剩下南岸庆丰闸村了。
■八王坟立交桥东南侧：原来曾有二贝子坟与和硕和嘉公主坟
在八王坟立交桥东南侧，也就是八王坟原址东边、通惠河的北岸紧邻熏皮厂村，就是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二贝子”坟，是当年清朝睿亲王府的皇家坟地，占地100多亩。
虽然苏尔发贝子在葬入坟墓100多年后被追封为睿亲王，但因他生前爵位一直是贝子，所以老百姓始终没有改变对他当初的称呼，故以“二贝子坟”称之。二贝子坟虽然经历了睿亲王府后人“贩卖树木、砖瓦”和“起灵”的“劫难”，但据附近居民回忆，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这一片都有古坟墓的遗迹。
据段先生和一些老居民回忆说，无论是当时高大的牌坊，还是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的石人石马等地面建筑，都可以让人想见出，这片当年皇家墓地的不同一般。
段先生则述说得更为详细：听老人讲，这一片墓地也是早年就遭到了盗墓贼的洗劫。现在还清楚地记得，50年代时还有两座墓穴，并很清楚地留有被盗挖的痕迹。地面的牌坊，石人石马，还有两座石碑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小时候父亲还曾把我抱到石人石马上玩。我和一些小伙伴也经常跑进被挖开的地下墓室。沿着一条长长的墓道，就走到了地下墓室的两扇汉白玉石门前。现在想起来，那个被盗空的墓室非常大，差不多得有30多平方米。石砌的墓室壁上也有文字，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写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一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拨儿红卫兵砸毁了地下墓室。后来大约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某单位在这一带盖起了仓库和宿舍，牌坊石碑等就被一道院墙围在了里面。
由于这一带处于通惠河北岸的地势低洼处，所以自70年代以后，一直往这里填土垫地。几十年间，随着填土垫地的增高，墓地原来地面的石人石马等也都埋到了地下。段先生说，除了这些，当年被砸毁的地面和地下的建筑残迹，相信还埋在地下。就是现在，如果你从八王坟的长途汽车站往南走，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墓地的地面建筑遗留的残迹。段先生的话在前不久也得到了证实。前一段的施工过程中，确实从地下挖出了石马石碑等物，有关媒体也做了报道。
段先生还说，如果现在走进机械工程兵的大院，仍然可以看到一座牌坊。这是当年这块墓地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座较为完整的地面建筑。
经过段先生的指点，我终于在一连四次的“造访”后，才在通惠河北岸，东郊批发市场卖瓜子摊位的后面，远远看到了“隐身”在一片房屋和树木“怀抱”中的古牌坊。按古牌坊后面蓝色屋顶房子的标记，约20分钟后，我来到了现在已是道桥管理所的院内。只可惜，由于大片房屋的前后“夹击”，我只拍到了背阴面横匾上“金枝毓德”几个大字。不难看出，这是一座“皇亲女辈”坟墓的牌坊。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他小时候听老人讲，这里有一座清朝公主的坟，牌坊上还刻有精美的雕花。虽历经300多年的风雨，这座汉白玉石材的古牌坊却保存完好，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风蚀痕迹，不由引人感慨。一位热情的工人师傅还冒着危险登上房顶，帮我拍下了古牌坊朝阳一面的“全照”，虽然只有“半身”，却已是实属不易了。
据曹彦生著《高碑店话高碑》称：“松公村有乾隆帝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坟”，这与那位居民告诉我“这是清朝一位公主的坟”是一致的。这样看来，这座依然保存完好的古牌坊，应该是乾隆皇帝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坟的遗迹了。所以再说得准确些，在八王坟立交桥东南侧、通惠河的北岸，是二贝子坟与和硕和嘉公主坟的原址。
■八王坟立交桥东侧：八王坟村、松公坟村和熏皮厂村
■八王坟立交桥东北角：北京第一热电厂曾是最“现代”的建筑
在八王坟立交桥的东北角，就是原来的北京第一热电厂。要说在50年代八王坟地区开发建设规模最大的，还得说是这座位于东北角的北京第一热电厂。住在这里的老住户们都清楚地记得，当时占地宽阔，设施规模又很庞大的热电厂，一眼望去十分气派。除了繁杂的地面设施外，最显眼的，也是最具规模的，就是热电厂分别建于不同年代的三根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它们分别建于1956年、1958年和1997年。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热电厂一直是八王坟地区最“现代”的建筑。
现在，这座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曾经是八王坟地区最“现代”的建筑，已拆除了大部。取代它的，是一座更加现代化的华丽壮观的“华贸中心”。不过如果你途经八王坟立交桥，还会看到在华贸中心大厦东边，已是“中电国华北京热电分公司”的院落里，仍然矗立着一根标有1997年的高大烟囱，和现代化设施的华贸中心比起来，虽略显陈旧、“孤单”，但其独具的高度仍可以和华贸中心相“媲美”。
年前，八王坟村刚刚完成了全村的拆迁。据段先生回忆说，八王坟立交桥的东侧，建国路北侧，即现在的长途汽车站西边，就是八王坟村。记忆中，50年代的八王坟村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在村边有一个近似小作坊的生产队的铁匠铺。和小伙伴玩耍时，最爱在铁匠铺旁看钉马掌。大约在70年代，这个生产队的铁匠铺经过修整和扩大，变成了生产队的修配厂。要说印象最深的，还得说是八王坟村中的几间老式青砖瓦房。因为当时八王坟村除了不多的草房外，就是菜地和庄稼地，所以对这几间青砖瓦房，印象尤为深刻。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这是当年为看坟人家盖的房子。村里楚、英两姓人家均为满族，看来他们可能就是看坟人家的后代了。在大望路东侧现代城对面，就是松公坟村。去年底我去拍照古牌坊时，松公坟村已经开始拆迁。熏皮厂村和道桥管理所盖的一些房屋还没有拆迁，但大部房子都挺破旧，而且很多都租给了外地人居住。现在，八王坟村和松公坟村原来的地界已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工地。 虽是“亲王府”却称“贝子坟”，其间确有一些“缘由”。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薨逝。因无子嗣，以豫亲王多铎五子多尔博为嗣子，并袭亲王爵位。后受多尔衮罪牵连，多尔博被废爵位。顺治十四年（1663年）再封贝勒。多尔博二子苏尔发生前袭贝子爵位。虽然受多尔衮罪牵连，但多尔博、苏尔发父子死后都被葬在熏皮厂村南侧的睿亲王府坟地，并分别建宝顶一座。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多尔博后人才恢复睿亲王继嗣，苏尔发被追封为睿亲王。睿亲王府坟地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修建。不仅建了驮龙碑、神桥、宫门、碑殿、红墙等建筑，还在院内外补栽了很多松柏树，坟地东侧也盖起了阳宅两进院子。
摘自北青网
探寻城南会馆云集处
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十字路口的东南，有一片极富宣南特色，却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老街巷。它由包括贾家、潘家、米市、粉房琉璃街、保安寺街、兵马寺街、果子巷等30条街巷胡同组成。由于其中一条叫做大吉巷，后来的人们俗称它为“大吉片”。由于此处地近内城，且邻近繁华的前门商业区，更是因为道路的四通八达，明清时期，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会馆。每条胡同里，少则三四处，多则十几处，往往紧紧相邻。形成了宣南一带浓厚而独特的会馆文化，成为了宣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文化背景
昔日的会馆类似于今天的“驻京办”
北京的南城，在人们印象里，历来是个虽然穷破，但却热闹的地界儿。昔日前门大街的门庭若市，八大胡同灯红酒绿，老天桥儿的人潮人海，还有琉璃厂的奇珍异宝，都为之称道。繁华的商业，便利的交通，以及一些历史的原因，促成了北京的南城，聚集了全国各地来北京的大量人员。那个时代，为了方便各地人员在北京安家或是办事儿，就出现了一个机构——会馆。
所谓会馆，在明清时期多由各地在京城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员、富商出资人修建，类似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但却有个本质区别，会馆都是私人或者某个小集体设立的，而办事处是官家公立的。
这些会馆在明清、民国时期，主要是联谊乡情，提供援助，为本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免费提供食宿，或是行业间，信息互通，维护同乡同业的商业利益，有些，甚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漫步大吉片街头巷陌，随便询问起会馆的情况，住在这里的人多少都能侃上两句。老一辈人，见过会馆“改造”前的样子，并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名字。而大多数往往都是听老人闲谈时念叨，知道住的地方曾经是处会馆，有些从门庭的气派上，看出这里曾经不是普通的地方，也会半真半想地说出一些会馆。自家实在不沾边的，只好夸奖起邻家的。
有些甚至直接认为，自己住的地方，就应该是个会馆，之后，便会导游般地指出，孙文先生在这棵树下讲过课，李大钊在这间房写过书……就像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般。
这里说其有宣南特色，是因为它不似东西两城的胡同，那样中规中矩，横平竖直。而是总爱来点儿“斜”的。不过，同为宣南的胡同，它却也并不像八大胡同一带，那样“斜”得离谱。毕竟是会馆区，比起烟花柳巷来说，总是要体现出规矩一些。如此看来一片街巷的功能和作用，有时从地理布局上，也可以略窥一二。历史总是爱安排下一些我们看来近乎神奇的巧合。
现在，这里会馆早已经失去原有的作用，大多数改建为民居，一小部分被单位占用。这些胡同里的房屋，基本都是清末，或者是民国时期的产物，虽然是老院子，但从格局上看，却并非常规的四合院儿，这是因为会馆并不是纯民居，是个办公与住宿相结合的地方，用现在的话，就是所谓的“商住两用房”。所以会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布局。通常会在院子的右侧开出一条过道，贯穿整个院落。有些院子里，还会有二层小楼出现。
■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和“便宜坊”烤鸭店的旧址
米市胡同的位置，在大吉片的最西端，明朝时，这里是米粮的集市，故而得名。如今，它犹如一道墙隔开了这片胡同与车来车往的菜市口大街。里面集中了径县会馆（六安会馆），湖南宁乡会馆，江苏江荫会馆，河南汉光会馆，河南中州会馆。胡同的北段路西则是早已名声在外的南海会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南海会馆，坐西朝东，里面有大小十几个院子。戊戌变法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先生，便住在南海会馆的北跨院儿里，他所居住的房间外形酷似一条小船，名曰：“汗漫坊”。当时，跨院儿里种植着7棵树，随之又得名“七树堂”。当时的民国交通总长叶恭绰为其题写了匾额“七树堂”。院内曾经有一条走廊，两侧堆砌着山石，长廊壁间，镶嵌着苏东坡观海棠帖的石刻。
1882年、1888年，康有为两次到京城应试，都是住在这里；1897年康有为等人在此创立了“粤学会”，之后相继成立了“经济学会”与“知耻会”，研究救国图强的时政。
在“汗漫坊”，康有为书写了很多诗篇、书籍，并多次在此策划戊戌变法的方案。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的密诏，便是送到这里。“六君子”之一，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住在南海会馆中路的第二进院内的南耳房，也是在这里被捕。
现在的海南会馆，由于路基的增高，大门、院落几乎是沉入地下。门前的影壁，也变成了一套残破的灰色砖墙。院内的房屋，经历次修整，几乎没有了过去的影子，但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结构布局。在“七树堂”的对面，有一幢民国时期的二层小楼，那便是著名的“便宜坊”烤鸭店的旧址。如今亦是很少为人所知了。建筑依旧坐落在那里，只是没有了当年的繁华，俨然一幅平和的市井风情。
去年的一场火灾，烧去了中路几间房，还好，并未伤及“七树堂”，可以留给往来的人们沉思和遐想。
■珠朝街这条小胡同里藏有大建筑：中山会馆
珠朝街位于大吉片北部，南口与南横东街相交，虽说叫“街”，其实就是一条不长的小胡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历史上，在此街上曾有扬州、云南、中山、成都等诸多会馆。最著名的，自然是15号的中山会馆（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会馆的布局，一眼看上去，实在无法跟会馆相联系，周围的各个会馆，即使恢复了当年的风采，最多不过是面积较大的市井院落，与中山会馆这样的建筑手笔，简直天壤之别。
会馆坐西朝东，金柱大门，下方有两个大号的抱鼓形门墩，中槛上有四个梅花形门簪。曾经有中山会馆的匾额挂于上边。这些现建筑构件，虽然已经是风烛残年，却依然不减当年的气派。
而院里面的格局更为特殊。整个院子并非传统的四合院的偏门格局，而是北方建筑中较少见到的对称格局，并有一道十分明显的由街门、连廊、大客厅（正殿）、后房、亭子、后罩房等建筑物组成的中轴线。
■相传是严嵩的花园别墅，清末被留美归来的唐绍仪买下，改造成会馆
中山会馆相传是严嵩的花园别墅，清末被留美归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买下，改造成会馆，因为唐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因此取名香山会馆。1912年，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来京时，曾下榻会馆。现在的会馆是一个民居大杂院，大约有120户居民住在其中。
院子总体分前中后三个院子，四周有十二个左右的小跨院儿。全部都有游廊，如若下雨，从街门走到后院，都不会被雨淋到。院子东北房，曾经是会馆的马号。前院是客厅，后面是花园，有魁星楼、戏台、假山、亭树、水池、小石桥、花坛等。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后盖的小房的顶上，看到亭子的顶部，是个四角攒尖顶，宝顶是一个葫芦形，上面一个正方形。在院子南边，还可以看到一个小券门。
大客厅的建筑风格很有特色。飞檐卷棚顶，看到苏式彩画。房子东西长，南北宽，但门，却是分别开在东西两边。东边有一道连贯街门的廊子，据住户回忆，房子东边的檐子下边，曾经有一道影壁。然后是正厅，里面曾经是会议室，东西方向有一条长桌子。再往西是一个办公室，与会议厅曾经有帘子相隔，现在因为住人，所以砌墙隔为两间。
“办公室”的里边，带一个非常完整的木雕，由三块儿组成，均由整木雕刻而出，分别是松竹梅的图案。呈门框的形式镶在墙上，将房间纵向围了一圈。据房间主人讲，在房间的吊顶上面还有雕刻，只是为了冬天室内温度，不得不吊顶保温。
在北跨院中，有一座房子，高度虽然一般，屋顶却很大，飞檐起脊，由于有其他房子的遮挡，看不见整体效果，单看这个顶子，和房屋高度，的确不很协调。据了解，这个院子比原来高了很多，房屋下边的石台，已经被埋在了地下。据说曾经在院子里挖洞时，挖出过台阶。一位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住户，回忆起当年玩儿跳台阶游戏的事情。现在这个石台已经被埋在地下了。这样想来，那个大飞檐顶就和院落合适多了。
在《京师坊巷志稿》中，中山会馆却被记载在了官菜园上街名下，“官菜园上街：有光州，镇江，香山诸会馆”。后因为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亦随之改名为中山会馆。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此办公并接待客人，革命战争时期，这里也曾作为我党的地下联络站。刘仁、陆禹都曾经在此工作过。
还有一个云南会馆，在菜市口西北校场口头条7号，是国歌的作者聂耳曾经住过的地方。珠朝街的这所云南会馆，在中山会馆的对面叫做云南会馆同乡会。规模要小得多了。不过就在其门框后面，却分明写着“云南会馆”四个字。
■潘家胡同里，坐落着襄阳、怀庆、三原、淮安、浙江、兴宁、高州、饶州等会馆
潘家胡同，老人都叫它“潘家河沿儿”，此处系金中都东护城河西侧，是大吉片里南北向第二长的胡同，第一是与之平行的米市胡同。潘家胡同南口连通南横东街，北口则是相交北堂子胡同。但正是北堂子胡同这一巷之隔，才使得潘家胡同没有与骡马市大街相通，与比它稍长的米市胡同相比，自是多了几分的宁静。胡同里，坐落着襄阳、怀庆、三原、淮安、浙江、兴宁、高州、饶州等会馆，有9个之多。
历史上，饶州在西晋之康元年称为鄱阳郡，直至隋开皇九年改称饶州。饶州会馆位于潘家胡同的正中间路西，是江西省饶州等七个县出资修建的一所会馆。
会馆原来是坐西朝东，大门在院子的东北侧。两进的院子，各有十二三间房。小院儿也非常宽敞。
曾经在街门上边，还有一块匾，上书饶州会馆，并记录着立匾的年份。算一算此匾大概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惜，此匾后来被住在西屋的一户人家取走了，当做床支了一段时间，就卖掉了。现在已经无处可寻了。
现在的会馆里，居住着的当年会馆的老门房儿胡淑珍老人。在抗日时期，老人从广渠门嫁到了这里，当时，会馆里已经没有了赶考的学生，也很少有来往办事的人员。只有邹家与何家两户人家住在这里。她现在住的那间房，便是当时的“传达室”。因为婆家当时是会馆的门房，她便也在这里干起了门房的工作。目睹着会馆的变迁。
因为会馆处于胡同的中间，在本就清静的胡同里，自然是取得了宁静中的宁静。
可后院的十二间房，由于长期无人修缮，以至于损毁严重。抗日时期，日本人在后院儿堆放木料，成立了木器厂，之后，木器厂改为了乐器厂，不久，乐器厂又改为了皮毛厂，皮毛厂之后又改成了做翻毛大衣的，再往后，又改成了拉锁厂，几经变革，终于到此告一段落，会馆的后院儿，被归到拉锁厂的范围之内，正式与会馆断绝了关系。
后院一个劲儿地折腾，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会馆前院儿的安宁，老人说，当时前院儿可安静着呢！唯一的这么两户人，相安无事地居住在会馆里。除了住人，其他的屋子里都堆满了杂物。
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办事，更没有什么大人物来过，只有邹家的人管管账，每月支付门房三块钱的“笤帚簸箕钱”，她每天只是扫扫院子，为晚归的人留门，仅此而已。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午后时分，挑担的小贩路过门前，吆喝两句，清晰的叫卖，反而衬托出一股宁静。可谓不折不扣的“清静会馆”。
现在，原来的街门门楼已经被封起来，并在旁边的墙上，开了一道小门儿。其他各房经过修整，加之院内私搭的“小房儿”，堆放的杂物，勉强还可以看出院子的格局。堆放的杂物和满地的落叶，凸显着院子的无声无息，老人依然住在她嫁过来时住的那间小房，守着清静的院子和她清静的生活。
■南横东街“国家大会馆”——清代会同馆
南横东街西起北纬路，东至菜市口大街。辽代时，这里不过是迎春门的郊外，直到清代，才有了“横街”这么个名字。到了清末叫南横街，是条名副其实的街了。街面上的东西，也是自然应该体面。所以出现在南横街上的河南开郑会馆、全浙会馆，以及湘荫会馆，面积都不算小。
但其光芒显然被131号的清代“国宾馆”给完全覆盖了。把清代“国宾馆”并在会馆之列，确是有些牵强了。它的功用便不再是满足学生住宿，或是同伴联谊了。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算作是“国家的大会馆”吧。这样来说，随是笑谈，却也不会抢了中山会馆的风头。它可以说，是大吉片里级别最高的建筑。
清代“国宾馆”的东侧，是一条南北向的南兵马司胡同。对这个胡同名，一般人不会引起注意，研究北京史的王灿炽先生讲，这座会同馆的房屋，在明代就是兵马司在南城的官衙所在。当时的官衙远不止现在的37间半，西边还有挺大的一片。在清乾隆八年（1743年），“37间半”辟为“会同馆”，直至嘉庆五年（1800年），历时半个多世纪。
通常，贡使所住的“会同馆”都设在内城。但清初国力强盛，各国竞相朝拜，内城实在应接不暇。所以，像琉球国、安南围这些小邦的贡使，便只能破例下榻于这前门外的南城。可能正因如此，才让这些数百年前的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现在这里是宣武区副食菜蔬公司，据一位1950年起便在此工作的老师傅描述，街门内，曾经有个独立式的影壁，很有气势，上覆灰色筒瓦。可惜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挖防空洞时，为运输渣土方便，它被拆除了。
院内最有价值的古建筑是“主殿”，绿琉璃筒瓦庑殿顶，飞檐四角张开，在屋檐下端一个个引人注目的“黑翦边”，其实也就是黑镶边。那是包上去的黑琉璃瓦，瓦当上还有龙的图纹。这一点一滴，向后人显示着它当年的身份和荣光。
在其中院内，有两件古物。其一，是一扇木制屏风，日式风格。专家推测，这是琉球贡使住在这里时留下的古迹。以后屋子成为办公用房，屏风也就被修成一面隔断墙，前些年修缮房屋时，屏风被油饰一新，但整个结构以及木格雕花，则依然如旧；当时上面只可能糊有纸或绢。另一件，是古代遗存，是一个位于小院内的荷花缸，相信是因其缸沿似花瓣形而得名，
遍布绿阴的院内有三棵颇具沧桑的古树:两棵古槐和一株据说是琉球贡使栽种的海棠树。古槐已作为文物古迹，被园林部门用铁栅栏围了起来；那海棠树在金秋时节会结满了海棠，果实落了一地。
会馆鉴证了历史的发展，人们见证了会馆的兴衰，而建筑的消亡却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但愿，当一个个会馆标记，在地图上成为往事的时候，这片老胡同、老会馆里发生的惊天动地，或是家长里短，被当做老北京宣南文化中的灿烂一页，一直流传下去。
摘自北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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