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第三期 知识与信息
目录
帮你减压健身的瑜伽动作
成都的茶馆与底层文化
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
科学佳话可能只是传说:那个苹果并未砸中牛顿
帮你减压健身的瑜伽动作
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往往被压力所束缚着,一贯的紧张忙碌,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自然也就有很大的压力去承受,那么就让我们做一做静心瑜伽吧,让我们抛开这个世界的烦恼,走进一个安静的世界里去,去感受那种安详,那种宁静。在静心瑜伽中要体现出静心是一种心境里的宁静,不受外界干扰的安详。
一、蝴蝶式
对骨盆有益的蝴蝶式
坐在水中,两脚脚底互相合拢,整个练习过程中都要两手相合,抱着脚趾洒保持两脚合拢。逐步收合两脚脚跟,尽可能移近两腿分叉处。身体向前倾,同时用两肘将双膝推到地面上。保持30秒—1分钟。
功效:对骨盆有益,促进血液流入背部和腹部。缓解坐骨神经痛,有助纠正月经周期不规则。对孕期顺利分娩有益。
要点:腹部为发力点,不要控制,自然抖动,自然呼吸。
注意:三月内孕妇禁用。
二、鱼势
带来好睡眠的鱼式
莲花坐姿,将左脚至于右大腿上,右脚至于左大腿上,肘部支撑上体,吸气,上身慢慢后仰,用头顶顶住地面,双手自然放落在大腿上。呼气的同时高抬胸部,呼吸5次。
体验分享:此项动作对练习者腰部的柔韧性要求很高,做不到的朋友可以相应降低动作的难度,即双腿并拢伸直,双手插到臀部的下面,以肘部支撑身体,注意身体挺直,同时脚腕向上用力,用头顶顶住地面,使喉咙有舒张的感觉。
练习功效:记住这个公式吧,“鱼式=好睡眠”,它可以充分解除颈部的疲劳,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为大脑输送充足的养料,从而解决失眠的困扰。此外,这套动作还可以使胸部得到充分的舒展,有助于进行深呼吸,强化肺部机能,提高免疫力,减小感冒的概率。用头顶(百会穴的位置)顶住地面,还会刺激喉咙的舒张,使下巴处于无压力的状态,起到美容的效果。
三、卧英雄式
卧英雄式强健腰腹
英雄坐姿,双手抓住双脚,用肘关节支撑身体呼气一侧一侧放下身体,上体完全躺下以后双手在头的上方弯曲,左手抓右肘,右手抓左肘,自然呼吸。松开双手一侧一侧慢慢抬起身体还原英雄坐姿。
功效:强健腹部,下腰部。去附大腿多余脂肪。
注意:向下时要慢慢的一节节放下,腰部拱起来。
四、婴儿式
婴儿式缓解压力调节睡眠
双脚并拢,跪在地板上,吸气脊柱向上延伸,吐气上体向前向下,让腹部靠近大腿,关额放到地板上,把头偏向一侧。双臂放在身体两侧,放松肩部,背部和脊柱。
功效:有助缓解压力,调节失眠现像。
注意:全身放松。
五、叩首式
叩首式让脊柱灵活
钻石坐姿,双手自然放松在体侧,吸气挺直腰背,呼气将上体向前向下,额头贴地双手放在双脚上,吸气抬起臀部,保持呼吸,向前挪动膝盖直到膝盖贴到额头,吸气放下臀部,还原钻石坐姿。
功效:让脊柱灵活有弹性,缓解感冒,慢性扁桃体炎。
注意:额头贴住地面,双手抓住脚。
六、战斗三式
加强腿部肌力
这是战士一式的加强式,吸气两腿大大分开,呼气将右脚与上部躯体向右方旋转90度,左脚只须向同一方略略转动,屈右膝直到大腿与地板平行,而小腿则垂直于地板和大腿,将左腿伸出,膝部挺直,头向上方仰,两眼注视合十的双掌,尽量伸展脊柱,呼气将上身躯干向前倾,直到胸部靠在你的右大腿上,双臂保持伸直,双掌合十,然后呼气,上身微微身前倾斜,一边伸直右腿,一边也把左腿举离地面,在将右腿完全伸直之后,将左腿举高到与地面平行,这个姿势时双臂,上身和左腿应该形成一条与地面平行的直线,而右腿应与此线形成直角,保持20秒。
功效:加强腿部肌力,缓解腿部痉孪,增强自信心。使内心平静。
要点:髋步平行不要上翻,后腿保持直线。
注意:心脏病,高血压者禁作。
七、大拜式
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
钻石坐姿,双手合掌于胸前,吸气双手向上伸展,呼气双手和上体向前向下,双手的外缘接触地板,将脊柱伸直,吸气用双手带动身体向上,还原钻石坐姿。
功效: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有益肺脏,消化不良。
注意:双手合十,额头着地,保持金刚坐,臀部贴住脚后跟。
摘自:太平洋女性网
成都的茶馆与底层文化
成都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情报员把其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代人也觉察到成都茶客十分藐视他人,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
对成都市民来说,茶馆恐怕是除街头外最重要的公共场所。19世纪以前,茶馆喝茶已成为成都人的习惯,20世纪以前,很少有官方势力干涉。有一句当地谚语说“一市居民半茶客”。如果是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里。沙汀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述了成都附近一个小镇的茶馆生活,而这篇小说也是他自己经历的再现。可以说是他对茶馆是情有独钟,他甚至认为在四川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因而,茶馆是成都社会的缩影,它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对茶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的研究有助于对整个城市社会的理解。
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可与成都匹敌。成都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情报员把其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代人也觉察到成都茶客十分藐视他人,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的确,作为茶叶生产和饮茶的发源地,他们的确有自豪的本钱。茶馆、茶馆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40年代一位学者将成都茶馆与华北和华南相较,发现在北方“看不见像在四川的这样的饮茶之盛”。广东也有茶馆,但“那显然是为资产阶级开设的”。舒新城则发现南京人只在早晨去茶馆,而成都人却在那里呆一整天。
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成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酒吧间(saloons)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罗威廉(WilliamRowe)所研究的汉口,茶馆“犹如伊斯兰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人们去那里并不是寻求保持隐私而是享受无拘束的闲聊。”与欧洲近代早期和美国的咖啡馆、酒店和酒吧间一样,成都茶馆的社会功能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休闲场所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成都茶馆所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比西方类似空间更为复杂。它不仅是人们休闲、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场所和地方政治的舞台。
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成都的茶馆数量之多也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首先,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都靠肩挑人抬。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则“无人登门”。其三,成都平原燃料较贵,为节约柴火,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清末时约二文钱一壶。来成都的外乡人便注意到,许多人家终日不举火,“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1997年当我在成都进行调查时,一位老人在悦来茶馆告诉我,茶客们不愿在家里而去茶馆喝茶,因为他们喜欢“鲜开水”,但这对一般家庭并非轻而易举。另外茶馆还提供额外服务,如卖热水、熬药炖肉等,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成都有其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一般来讲不须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屋便可开办。例如,1937年,成都457家茶馆共有资本58400元,平均每家仅120元。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压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以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一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一位老茶客称茶馆一般也只允许那些参加投资的卖报人、擦鞋匠、小贩在茶馆做生意,但另一些资料说茶馆并不干涉小贩的进出,因为他们实际上有助于生意兴隆。有时人手不够茶馆会要求小贩帮忙,但小贩并不是非同意不可。可能各茶馆情况各有不同,并无一划一标准。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既体现了成都一般民众进入商界的一种方法,亦反映了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也愿意参加投资。人们买肉以后一般喜欢到茶馆坐一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吃肉对普通人家是一件大事,他们有的甚至一月才有一次。人们可以想象一个贫民去市场上买肉时的心情。他提着新鲜肉来到茶馆休息片刻,在回家之前与他人共享欢悦。另外,人们在饭后也喜到茶馆喝茶。为买卖方便,肉摊和小吃摊总是摆到了茶馆门口。茶客可以请堂倌出门为其购买食物。这种小吃服务,实际上延长了人们在茶馆逗留时间,人们不用迈出茶馆一步,便可解决肚子问题。
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也降低了茶馆的经营成本。堂倌的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不过,堂倌也有一些外块,如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而常常多于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照例归为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给工钱,其饮食由茶馆提供。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茶馆也较少受到波及。正如一首竹枝词所称:“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停门顾客疏。生意数他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茶馆投资少、回笼快而且利润不菲。茶馆老板总是对其雇工和配茶的方法保密,对其利润也是秘而不宣。为了确保利润,茶馆使用了很多方法吸引顾客,一般是延长营业时间、抓住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铺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铺工作的师徒们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另外,茶馆也尽量创造一个悦目的环境,紫铜茶壶亮可照人,桌椅整齐干净。
茶馆的名称、地点、茶具以及堂倌等都反映出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但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事实上今天人们还习惯说“到茶铺喝茶”。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可园”等。
茶馆更竭力择址在商业或有自然或文化氛围之地。街边、路旁、桥头等人来人往容易引人注目,当然是理想口岸,坐落在风景胜地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也颇受人们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选择。在成都,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檐上。茶客们便借此观看街景。行人往来以及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许多乐趣和讨论的话题。一首竹枝词描绘了花会附近的茶客们:“久坐茶棚看路口,游人如织不停梭”。环境对茶馆生意十分关键,在公园、庙宇中的茶馆总是不愁客源,对此地方文人用竹枝词吟道:“个个花园好卖茶,牡丹园子数汤家。满城关庙荷池放,绿树红桥一径斜”。又如,“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把茶馆的兴隆景象描绘得真实生动。
公园是成都茶馆的集中之地。望江楼是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以其巍峨的结构和独特的位置(座落在江边)而为成都人所钟爱,远行者多在此别离亲友。这里还有著名的薛涛井,因此这里的茶馆凭借赏心悦目的环境和得天独厚的泉水井招徕顾客。少城公园也是游人如织之地,其四座茶馆,都籍树荫放置茶桌茶椅,占地不小。茶馆成为几乎各个公园的中心,在中城公园茶馆占据了北面的大部分,而有人说支矶石公园整个就像一个大茶馆。而城外的一些茶馆以其悦目的环境招徕许多顾客。
繁荣的商业区当然也是茶馆的集中地。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有资料称那里大约有100多个茶馆、酒铺,每天顾客达10多万人。但花会结束后,这些茶棚就被拆除。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馆为娱乐中心,当然对民间艺人来说,茶馆也是他们极好的舞台。茶馆中的精彩表演反过来也吸引更多的顾客。成都早期的剧场都产生于茶馆,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演出班子,之后茶馆成为固定的舞台。这种状况与上海不同,根据顾德曼(BrynaGoodman)的研究,上海的剧场从会馆的舞台演变而来。由于成都大多茶馆都面向街道,唱戏和锣鼓声总是吸引路人停下观看。许多人并不进入而是站在外面当免费观众。可园是成都第一个商业性剧场,由过去的咏霓茶社1906年改造而来,随后悦来茶馆、宜春茶馆、第一茶馆等茶馆兼剧场相继建立。由于宜春茶园和第一茶园门对门在街的两边,锣鼓声彼此相闻,刚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唱对台戏”,这也引起一个地方报纸的感叹:“由此足见茶馆竞争之烈”。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三件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在早期都是在路旁放小木桌,每桌四条矮板凳,没有雅座,没有茶屋,没有躺椅,因而亦无士绅光顾,纯粹为下层人民而设。之后,有靠背和扶手的椅子开始在茶馆使用,使人们坐得更舒服,当然也延长了他们坐茶馆的时间。
成都茶馆产生于城市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20世纪初改革之前,茶馆较少受到政府之影响。长期以来,茶馆为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民提供服务。当然,茶馆的经营者建造了这个公共聚集的空间,他们的顾客——包括劳工、小贩和艺人等——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馆文化。这个小小的空间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舞台,深深地浸透着当地的文化特质。
摘自:网易历史
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有问题,怎么会有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没问题,怎么会出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悲剧?”简而言之,“没文化,中华文明从何而来?有文化,为什么会落后挨打?”这是刘明武在《清源浊流: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一书中提出的难题。
刘明武是位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追溯这几个“为什么”。他的回答就是这部用十年功夫写出的著作。
一
在古今中外的对比研究中,刘明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是由两种原因即两种文化造成的。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中华元文化孕育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问题出在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上,这种失传与变质是中国落后与挨打最根本的原因。理性的文化批判,应该对文化源流进行基本的区分。这是刘明武文化研究的基本态度。
刘明武在书中谈到,只要认识了如下几个基点,就可以对源头的中华先贤与中华元文化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其一,与古希伯来文化相比,中华元文化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万能的上帝,也没有出现上帝恩赐的丰美的伊甸园。这“两个没有”决定了中华先贤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定不同于亚当与夏娃。人必须动手动脑,必须发明创造,才能过上好日子。
其二,中华元文化中有动手动脑的典范。没有神,只能依靠人,依靠善于动手、善于动脑的人,依靠理性而智慧的人。中华大地上的难题,都是由人来解答的。
天上的天文由人来观测,地上的洪水由人来治理,火由人钻木制取,巢由人构木建造。在中华元典与诸子百家记载里的中华先贤,个个都是用发明创造解答难题的典范。伏羲氏发明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发明农耕的耒耜,黄帝发明舟车、弓箭、臼杵……三皇五帝名下都有发明创造的伟大功绩,每一项发明创造都解答了生活、生产中的重大难题。
《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静民则法曰皇。”没有利于天下的大功绩,是不能称皇称帝的。先秦典籍中记载的称皇称帝者,个个都是动手动脑、发明创造的典范。
其三,同样的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宇宙如何演化”与“人生以何为坐标”这两大难题,《圣经》是用神解答的。神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包括一男一女在内的整个宇宙。神用十条戒律(摩西十诫)解答了人生的坐标问题。
这两大难题,佛教文化是用一个“空”字解答的。空生四大地火水风,地火水风组成了宇宙,组成了人体。成佛须大彻大悟,悟在何处?悟在空处。孙悟空,这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反映的就是佛教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
中华文化用一个“道”字解答这两大难题。道生天地万物,道为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与“朝闻道,夕死可矣”,两句话一个指向:做人必须讲道理。道为人生观。
根本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各领域、各学科的具体问题同样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同样是取火,古希腊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偷来的,而中华大地上的火则是燧人氏动手动脑钻木取来的。
奇偶之数,希伯来文化是用神解答的,中华先贤是用阴阳解答的,一阴一阳,一奇一偶。
直角三角形,古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在纸上画出来的,中华先贤则是用立杆测影解答的。杆为股,影为勾,杆端与影端相连的斜线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
同样是制历,凯撒在埃及天文学家的帮助下制出了太阳历,中华先贤制出了太阳历、太阴历,最终制出了阳历与阴历合一的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今天仍然在使用。同样是太阳历,中华先贤又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一用就是几千年。
二
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在《圣经》里,神是根本,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可能与神并列并重。在中华元文化里,道是根本,至高无上,但一个“器”字可以与之并列并重。器有自然与人工之分,自然之器为有形之万物,人工之器为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与自卫武器。“弓矢者,器也。”《周易》称弓箭为器,称车、称鼎为器。明白道,可以进行人工之器的发明创造。与《圣经》相比,《周易》多讲了一个“器”字。
神文化解答了宇宙与人生两大难题。道器并重的文化,解答了三大难题:一是宇宙如何发生?二是人生如何度过?三是如何发明创造?
道器并重的文化演化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先进工具,一项项先进技术。道器并重的文化最先孕育出了度量衡、音律、历法、医术、经络。
有器具才能发展生产,有器具才能改善生活。同样的道理,有器具才能保卫天下。《周易·系辞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先进武器,才有威风凛凛之天下。有锐利武器,才能制止强盗的觊觎之心。文化与武化一样都不能少。
三
以道器并重为坐标,刘明武求证出了中华民族前后两种状态背后的两种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源流之变,变在何处?刘明武界定在以下几个地方:
其一,道器并重的文化变质为伪道无器的文化。道器并重,第一步变成了道器分离,第二步变成了伪道无器。其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动脑动、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其三,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变成了以纲论之的论证方式。
道器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理想国里,老子主张既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也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少了一半。
伪道无器,发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被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与“阳为阴纲”,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就发生在这里。“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以人际关系而论,大道与伪道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论君臣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论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伪道论出的是“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论夫妻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伪道论出的是“夫为妻纲”,“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论父子关系,大道论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义从父,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人际关系,大道主张的是相互负责,伪道主张的是屈从与盲从。
《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先贤都不鄙薄动手,都不鄙薄做事,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周易》、《管子》、《史记》中的黄帝,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种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在孔子那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孔子之后成了读书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务农的评价,也发生在孔子那里。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论证方式变化在董仲舒那里。董仲舒的“三纲”之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被以纲论之所取代。以纲论之,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产生出穿越时空的经典,再也没有产生出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
刘明武指出,发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变化,完全有纠正的可能。因为儒道两家延续的是文化;文化允许批评,允许讨论,在批评与讨论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发生在董仲舒那里的变化,无法得以纠正。所以然者何?允许批评,允许讨论的文化,在皇帝那里变成了专制文化。专制文化,不允许批评和讨论,所以变质的东西无法还原。
四
在源头文化的研究与追溯中,作者解答了一些久悬不决的文化难题。
一、文化起源问题。刘明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文源于天文。就各学科的顺序而言,天文学是第一学。就天文学与各学科的关系而言,天文学是母亲学,各学科均发源于天文学。
二、文化起点问题。天文学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历法。历法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之前,历法是用河图洛书、八卦表达的。时间春夏秋冬四季,空间东西南北,万物生长收藏四种状态,都是从河图洛书、八卦那里出发的。终则有始、原始反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极生阳与阳极生阴这些至理名言与成语,都是从立杆测影制历那里发现的。人文的起点在历法。
三、摘掉了玄学的帽子。科玄之争至今,一个“玄”字一直戴在中华文化头上。玄学之玄,就玄在阴阳五行的无法定量上。连梁漱溟先生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指责阴阳消长、五行相克为玄学。
借助彝族十月太阳历与苗族古历,刘明武摘掉了玄学的帽子。
源于天文,奠定于历法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一特征就是严格的规定性。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五季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达,一季72天。历法中的五行,具有严格的规定性。每季两个月,每月36天。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年之中,一三五七九月为阳,二四六八十月为阴。历法中的阴阳,具有严格的规定性。
苗族古历以冬至为阳旦,以夏至为阴旦。以冬至夏至为界,分出了阴阳两个半年——前半年为阳,后半年为阴。冬至阳旦过大年,夏至阴旦过小年。粤港澳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就源于最初的历法。
历法中阴阳五行,构筑起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万物从时空中走来,时空可以论万事万物。阴阳五行学说无处不在的奥秘,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
十月太阳历在中原失传了,这就是文化界、哲学界、中医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的根本原因。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的理论基础。“不认识天文历法,就无法解释阴阳五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就无法认识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真谛。”
四、宇宙的数字化。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完美的宇宙可以用奇偶之数来表达。毕氏说到了,但并没有做到。绘制河图洛书的中华先贤,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文历法、时间空间、气候物候。《黄帝内经》延续了这一表达方法,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体与人体。奇偶即阴阳,阴阳即奇偶。“万物负阴而抱阳”。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万物。“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两个世界。在文化的起点处,在中华先贤那里,一切都可以数字化。
五、再出发问题。研究源,是为了流。研究远古,是为了现实。刘明武认为,创造物可以过时,创造的哲理不会过时。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方法,完全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换言之,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解答西方文化不能解答的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
科学佳话可能只是传说:那个苹果并未砸中牛顿
牛顿也是科学童话的一部分。他一度被定性成“为科学献身的圣人”和“理性主义的化身”。当他死后,霍斯雷主教受命检查他遗留下的一整箱手稿时,立刻“惊恐万分地合上了箱子”。原来,箱子里并不是科学著作,而是“100多万字关于神秘事物和神学的手稿”。

艾萨克·牛顿的画像,查尔斯·扎瓦斯作于18世纪。

威廉·斯蒂克利在传记中为牛顿故乡伍尔索普庄园作画。

《艾萨克·牛顿爵士生平怀思录》的标题页。
那个苹果并未砸中牛顿
17世纪60年代的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沉思。他的故乡伍尔索普的庄园里有片苹果园,从牛顿卧室的窗户就能看到摇曳的枝叶。
但是,接下来的场景并不是一个苹果不偏不倚地砸在牛顿头上,由此让这位科学家灵感一闪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根据英国皇家学会最新在网络上公布的史料,这段科学史上的佳话可能只是传说。一份写于1752年的手稿表明,“的确有个苹果存在”,只是没有砸中牛顿而已。
真相大白
这份手稿名为《艾萨克·牛顿爵士生平怀思录》,作者是牛顿的忘年之交威廉·斯蒂克利。1726年,也就是牛顿逝世前一年,他在英格兰北部小镇格兰瑟姆向年轻的朋友讲述了苹果的故事。这时距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已有60多年,但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一直没有忘记多年前的灵光一现:
“午餐后,天气很暖和,我们走进花园,在苹果树的阴凉下品茶聊天。当时只有牛顿和我两个人。他告诉我,他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那时候他也是坐在苹果树下,陷入了沉沉的思绪中。此前,他就对重力问题有了模糊的认识,这时候,一个苹果掉在地上,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苹果。斯蒂克利接下来记述道:“牛顿开始探究,为何苹果总是垂直地落向地面?为什么苹果不会斜着落下或飞向天空……很显然,这是因为地球引力在牵引苹果。牛顿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任何故事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为真实。”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馆长基思·摩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这份手稿的其他部分都体现了作者的准确性,再晚些的作者没这么准确,所以才出现了苹果砸到牛顿脑袋这样的故事。”
同一天,英国皇家学会为了庆祝成立350周年公布了大量珍贵的手稿。包括卡罗来纳州的宪法手稿、理查德·沃勒的野生花朵水彩画、亨利·詹姆斯的化石素描,但是没有什么能抢走“苹果”的风头。
尽管这本手稿早在1936年就已经出版,但这是人们第一次可以网络如此清晰地了解当时的情景。
事实上,在牛顿去世后的200多年里,苹果一直是人们乐于争论的话题。有怀疑派学者认为这个故事纯属捏造。他们表示,牛顿从未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过苹果的故事,也没有同时代的作者能够证明牛顿是从苹果落地找到的灵感。
另一方面,牛顿的亲友多次证实苹果落地的故事。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从牛顿的外甥女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将其记录在《哲学通信》一书中。
争论并没有妨碍故事的流传甚至演义。在后世不同的版本中,牛顿分别于少年时在林肯郡被苹果砸到;或是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为躲避“黑死病”回到林肯郡的庄园时看到掉落的苹果;或者在年老时看到了一个掉落的苹果,从而解决了万有引力的难题。
这些故事看上去如此逼真,以至于一位传记作者专门去寻找传说中的苹果树。1814年,英国人布雷斯特在伍尔索普时,表示曾经看到过一棵苹果树,“树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枯萎,一部分树干已经脱离树根。到1820年,这棵树已经完全腐朽而倒下去了。这棵树的标本后来由伊·特纳小心地保存着”。
1891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这个故事带入中国。200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移植了一棵牛顿苹果树在校园里,意在激励学生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摩尔认为,苹果落地故事流传甚广的原因还在于意义重大。万有引力定律不仅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根基,暗示了太阳系的运行原理,甚至还暗指了《圣经》。他解释说:“苹果的形状让人想到地球,它是圆的,当然从树上掉下的苹果的确会让人想起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信奉宗教的牛顿自然觉得这很合理。”
如今,随着这份已经褪色的上等布料纸的公布于世,一切似乎真相大白了。
科学史从不缺少童话
不过,苹果是否砸中牛顿毕竟无伤大雅。整部科学史就像文学史一样,从不缺少类似的童话故事。
有的童话像牛顿的苹果一样,增添了科学实验的浪漫色彩。传说中,伽利略当众在比萨斜塔上进行实验,并推翻了亚里士多德那曾经被视为“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伽利略死后12年的一本传记中。“由于当时的传记写作有喜欢夸大其词、编造故事吸引读者的风气”,发生在比萨斜塔上的情景很有可能是传记作者编造的。
但也有些时候,“童话”作者并非想博人一笑这么单纯。“凯库勒在梦中发现苯环”是化学老师们喜欢的典故。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表了关于苯分子六角形环状结构的论文。他自称这个伟大的结论源自坐在马车上的一个梦。梦中他看到碳链似乎活了起来,变成了一条蛇,在他眼前不断翻腾,突然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一条环。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发现早在凯库勒论文发表11年前,就有法国化学家画出了六角形环状的苯分子结构。同一年,凯库勒还向出版商建议把这本书从法文翻译成德文,这说明凯库勒“读过而且熟悉”这本书。甚至在1861年,凯库勒也阅读过另一个奥地利化学家画出的苯的环状化学结构。可见,所谓的“惊人发现”很可能是对前人研究的抄袭。
但真相大白并不意味着童话破灭。科普作家方舟子发现,就在1995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上,还刊登了一篇长达20页的论文,题目是《凯库勒发现苯分子结构的创造性认知过程》。
牛顿也是科学童话的一部分。他一度被定性成“为科学献身的圣人”和“理性主义的化身”。当他死后,霍斯雷主教受命检查他遗留下的一整箱手稿时,立刻“惊恐万分地合上了箱子”。原来,箱子里并不是科学著作,而是“100多万字关于神秘事物和神学的手稿”。
二战前夕,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拍卖行里获得了这口箱子。他根据这些手稿发现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以往的牛顿形象。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介绍这个“牛顿的真实形象”时,凯恩斯甚至“有些怯意”。
这是一个沉溺在炼金术中的“魔法师”。在研究万有引力和微积分之外,牛顿花费了更多时间研究“嬗变、哲人石和长生药”。
“他几乎就是在业余时间弄了个万有引力。”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这样说。
牛顿去世后的100多年间,这箱装满了秘密的手稿已经被许多人看过,但牛顿的光辉形象依然“牢不可破”,唯一语带苛刻的评价来自退役中校理查德·维拉米尔。这位中校得到了一份牛顿的遗产清单。根据这份事无巨细的列表,他发现“牛顿缺乏审美趣味”,除了一个为他本人雕刻的象牙头像外,竟然再无和“美”相关的器物。
“即便凯恩斯写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牛顿,在国内的励志版牛顿传记中,作者们也只是一笔带过,顶多提一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晚年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江晓原说。
对此,他表示无法赞同,“为了更让人信任科学、热爱科学,我们习惯于重新构造这一切。”但如果这些故事建筑在虚假的基础上,“为什么要膜拜这虚构的一切呢?”
牛顿是科学家,但也是人
在童话世界戴上“面具”的不只是牛顿。伽利略被塑造为“反对宗教迷信的斗士”,但他身边有几位红衣主教好友,两个女儿也都进入了修道院。尽管著名的“审判”是真实的,但他得到的处罚却只是被软禁在锡耶纳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家里。
主教常在家里为伽利略召开小型学术会议。这个时期,伽利略开始了《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的写作,主教本人也参与讨论。从这段时期他的信中获知,伽利略还在为女儿寄去山珍野味、为老家地窖里的藏酒变质发愁。甚至他也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反天主教”。
这些侧影都来自被尘封多年的伽利略与女儿的通信,这本书信集于2005年出版。一个看过书信集的中国年轻人却写下这样的不满:“我不能容许自己将笔墨浪费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伽利略身上。”
“值得书写的乃是那些他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足以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事情,还有他为什么会去做那些事情,为什么由他来做,做完之后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而伽利略与他的家人、他的女儿之间有着怎样的温情或矛盾,与我们后人又有什么干系?”
“科学故事被用作教育人的材料。”喜欢在课堂上随时给学生们破解科学史上的虚构故事的江晓原说,“人们根本不关心这些故事是否真实。”
他举例说,布鲁诺不是因为坚持“日心说”而死,哥白尼也不是“反宗教斗士”。少年爱迪生更不可能借用4面大镜子和一盏油灯,就将患阑尾炎的妈妈从危险中拯救,因为在他童年时,世界上还没有医生可以操刀阑尾炎手术。
与那些编造不同,苹果的故事至少是牛顿亲口说出的。这也引起人们的猜测,牛顿自己就是始作俑者。
摩尔同意这一点:“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个人。学者们知道苹果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很显然,这是一个被牛顿的光环渲染过的故事。我们想做的就是,希望大众能自己看到故事的原貌。牛顿的光环让这个故事成为一桩奇闻轶事,但经过一代一代后人的加工,这个故事变得更具有传说色彩,也把牛顿变得更人性化。”
另一方面,方舟子认为这些逸闻趣事并不妨碍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尊严。“科学家也是人。”他说,“人性的弱点和光辉他们全都具备。科学家未必高尚,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贬低科学的理由。只要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是诚实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个合格的科学家。”
当然,被牛顿光环渲染过的不只是那个苹果,还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出自1676年2月5日牛顿致另一位大科学家胡克的信中。
这句名言现在常常被认为是牛顿谦虚的表现。但当时这两位科学家正为光学研究而争得面红耳赤。据传,胡克是个身材矮小、驼背严重的男人,如果真是如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不算是什么恭维话。
不过,这也只是“传说”而已。
摘自: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