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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名人故居系列之二)
目录
章士钊故居
于谦祠
叶圣陶故居
文天祥祠
婉容故居
田汉故居
文煜宅第
和敬公主府
章士钊故居 东城区史家胡同51号 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学者,爱国民主人士。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
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30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吹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晓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7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次年春,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 “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10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40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在初到日本的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奋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虽经友人劝说,亦未加入。
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章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携眷返国,次年春到南京,继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己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同年,参加欧事研究会,任书记。
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次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
国内政局纷扰,章乃于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在伦敦拜访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不同。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8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1925年11月10日,在学生运动冲击和进步人士反对下,章请辞教育总长职,段仍请章任执政府秘书长。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1927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章虽已失势,仍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1928年,南京政府通缉前执政府高级官员,章亦在被通缉之列,乃于是年底作第三次欧洲之行。1930年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因张的申请,国民政府撤销了对章的通缉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宋哲元之邀北上,任东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顾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及江庸、颜惠庆3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5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9月,章被推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晚年曾集研究柳文心得为《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
1973年5月,他带病赴香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92岁。
章士钊故居位于史家胡同51号。1949年11月,章士钊一家从上海迁至北京,住在东四八条的朱启钤家中。后周总理得知后为其解决住房。乃迁至此。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该宅原为三进四合院,章先生一家住前两院,将第三进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内务部街另辟门。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一进院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北房为三开间的过厅,后出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四隅种有海棠、苹果等果木,优美宜人。正房内的木装修颇为精美,北面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面次间内的一架楼梯上去。室内还有一槽碧纱橱。
章士钊先生去世后,该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乔冠华居住。现在该院南半部分为好园宾馆,北半部为单位宿舍。
53号宅院在51号之西,该宅为一坐北朝南的三进四合院,现存建筑形制是,大门居中,已改为两扇铁门,东侧有倒座房三间,西侧两间。一进院正房三间,硬山顶合瓦过垄脊屋面,两侧耳房各两间,东侧墙有一扇门可通51号一进院。二进院落为一过渡庭院,院内种植花木。三进院有正房三间,两侧各带耳房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三间左右各带耳房一间,各房均带前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室内花砖铺地。现为宾馆。
55号宅院在53号之西,为一坐北朝南三进四合院,现已分割为两部分,南半部为55号,北半部即第三进院现为内务部街44号。现存建筑形制为,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清水脊,门前一对抱鼓石,门扇有铜包叶。门内有一字影壁,上有砖雕清代和亲王题诗。影壁东侧有一段廊子,廊东侧为一小跨院,内有南房两间。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九间,为硬山顶合瓦过垄脊屋面。北面一殿一卷式垂花门通二进院,院内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且北面带有耳房两间,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抄手游廊连接各房,廊子上带有倒挂楣子。第三进院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连接各房,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并带排山沟滴。现在为单位宿舍使用。以上三院均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于谦祠 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于谦 (1398~1457年),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朝大臣、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授御史,宣德三年(1428年)巡按江西,严惩贪污,平反冤狱,有惠政。宣德五年(1430年)超迁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因得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的支持,锐意兴革,在各州县设平淮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又注意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设亭长专司督修,深得民心。后任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3月遭司礼监太监王振诬陷,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为大理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千余人诣阙上书,并得周王、晋王的保举,复巡抚山西、河南,正统十三年(1448年)被召入京,复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北方蒙古族瓦剌部的太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掠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大败被俘,京师大震。当时英宗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侍讲徐埕(后改名有贞)献计南迁。于谦严词斥之,力主抗战,被任为兵部尚书。9月,与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朱祁钰为帝(即景帝);朝中乏将,遂即征调,并集重兵,加强战备;10月,瓦剌军进至北京城下,于谦统军22万,在北京城外击败瓦剌军,迫使也先撤退。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乃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臣镇守山西,严防瓦剌南下。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见明军有备,无隙可乘,遂将英宗释归。于谦以和议难恃,上安边三策,改革军制,首创团营建制,选拔精兵、分营集中团操,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其行事章奏,悉合机宜,号令明审,中外威服。且他爱国忘身,自奉俭约,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曾赐与第宅,他固辞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与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位。于谦遭诬陷以谋逆罪被杀,籍没时家无余资。弘治二年(1489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十三卷,系其被害约20年后编集而成。
于谦祠在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原有门匾书“于忠肃公祠”。宪宗皇帝特诏追认复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改谥“忠肃”,并在祠中立于谦塑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也废。清光绪年间又重建。祠坐北朝南,东为于谦故宅,毁于清初。光绪年间重修。1890年,义和团曾在此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亦被拆除。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踏进于谦祠堂。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为两层小楼。上层为魁星阁,悬“热血千秋”木匾,正房 5间为享堂,硬山合瓦顶,内供于谦塑像。大厅门上所悬挂的横匾是“百世一人”,两侧的石刻对联是 “何处更得此人,公论久而后定”。这副对联很好地概括了于公的历史地位和生死际遇。跨入大厅,正中一块洁白的石灰岩上镌刻了于谦的生平事迹。大厅左墙上展出的是于谦的家世,右墙是于谦的年谱。跨出前厅一个庭院,左边有一口“忠泉”井,院中央蹲着一头独角犀牛塑像,这是仿照于谦在治理黄河时所铸造的镇河犀牛而制作的。后面就是于祠的正堂,3米多高古铜色的于谦塑像端坐在高台上,塑像背后是徐向前元帅录写的于谦著名的七绝《石灰吟》。大堂周壁是有关于谦在“土木之变”后反对南迁,果断地调兵击退进攻北京的蒙古瓦剌军队的大型浮雕群塑。
叶圣陶故居 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 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叶圣陶 (1894~1988年) ,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幼年在私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进入公立学堂学习,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1911年中学毕业,家贫辍学,做了10年乡镇小学教师,对旧中国教育界的黑暗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1914年起,开始发表文言短篇小说,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联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举起了文学“为人生”的大旗,成为其骨干成员和创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强调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关心民众疾苦。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侧重暴露旧中国教育的腐败现象,鞭挞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和奴性意识,具有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潘先生在难中》(1925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高涨,叶圣陶的思想也不断发展,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夜》(1927年)揭露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倪焕之》(1928年)展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卅”期间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多收了三五斗》 (1933年) 揭露了“丰收成灾”的根源,表现了农民反抗意识的觉醒。1939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历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出任过教育部副部长,担任过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潘先生在难中》、《夜》、《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和《稻草人》。
东四八条,清朝属正白旗,称八条胡同,民国沿称。1949年后改称东四八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八条,后恢复原名。胡同内71号院,原是清代为宫中掌管帘子的王姓官吏所盖的一座房子。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从1949年来到北京时开始,他便一直住在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院。
这所宅院为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小如意门一间,硬山合瓦清水脊,门楣有精美的砖雕图案。门内有一字影壁,倒座房三间,门房两间,皆为硬山合瓦皮条脊。一进院北为一殿一卷式垂花门通二进院。二进院北房三间,前带廊,两侧各有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厢房南带耳房各一间;四周抄手游廊,廊子带有什锦窗。三进院有后罩房三间,西耳房两间,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
叶圣陶喜欢花草,当年在上海居住的时候,虽然天井很小,他还是设法凿去地面的水泥,运回泥土,种上些蔷薇、紫藤、芍药之类。如今这院子比那时可大多了,自然更要满满地种上花木。
叶圣陶最喜欢的是院子里的那两棵海棠树,每到春季,花枝摇曳,清香宜人,他总要打电话邀请好朋友谢冰心、臧克家等一起来赏花。1987年,87岁的冰心前来探望93岁高龄的叶老,在海棠花下,冰心靠近他的耳朵,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有人及时用照相机拍下了这难得的动人场面。
叶圣陶寓此曾创作了许多作品,如《叶圣陶童话选》、《叶圣陶散文甲集》、《叶圣陶散文乙集》等。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该院由叶老儿子叶至善居住。
文天祥祠 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

文天祥 (1236~1283年) ,小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末大臣、民族英雄。幼时从父文仪读书,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宝佑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与陆秀夫等同科。开庆元年(1259年),授签书宁海军(临安,今浙江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蒙古军大举攻宋,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宋廷大震,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尚未就职,毅然上疏请斩董宋臣,未被采纳。他从此不愿为官,几经推辞,到景定二年(1261年),才接受了秘书省正字之职。在任官中,经常受到排挤,还得罪了权臣贾似道。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出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此时,元朝发动了灭宋战争。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旦,文天祥在赣州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不久接到谢太后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的诏书。他立即组织2万人的队伍,开到临安。这时,元军已近逼临安,谢太后决心投降。德佑二年正月,谢太后向元军投递降表,文天祥反对无效,且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元营谈判。他在元营与元丞相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降将,遂被扣留,押解北上。行至镇江,与随从人员设法逃出,历尽艰险,到达通州(今江苏南通),再从海路南下到福州。宋端宗赵昰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组织军队,继续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文天祥从福建路转移到广南东路,越过大庾岭,进入江南西路,收复兴国等县,包围赣州,气势颇盛。不久,元大将李恒到江西,打败宋军。空坑(今兴国境)之役,文天祥主力溃散,欧阳夫人等家属都被元军俘获。但他仍不灰心,收拾散兵,退屯南岭(后改称忠臣岭,在今广东永安东南),转进海丰,在广东的潮、惠州继续进行抗元活动。帝昺祥兴元年(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驻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的宋政府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12月,元张弘范从海陆大举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从潮阳驶往厓山,经珠江口零丁洋时,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明不屈之志,为千古绝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初一至大都(今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到住地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辞,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令严寒,夏季酷热,均甘之如饴。欧阳夫人和2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l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 “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明朝时在此地建文丞相祠;一说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就义。
文天祥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酬应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臣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明洪武九年 (1376年),按察司副使刘崧在柴市主持建祠,并将街名改称教忠坊。
永乐六年(1408年)由明朝廷正式重建该祠,正式列入祀典。宣德四年(1429年)顺天府尹李庸主持重新修葺。万历年间,顺天府督学商为正将文祠从府学之西迁至府学之东,原祠处为怀忠会馆。清初至民国,因屡有修葺,原规模已不可考。新中国成立之初,该祠尚存大门、前殿和享殿。1983年政府拨款重修,保留了原大门、过厅和享堂,占地约600平方米。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整个祠堂坐北朝南,自南而北由大门、过厅和享堂等三部分组成,面积近600平方米。大门为牌楼式,门宽3米,进深1.5米,悬山筒瓦大脊,旋子彩画,两侧有青砖八字屏墙。过厅3间,面阔10.8米,进深五檩,8.7米,带前后廊,大式硬山筒瓦大脊,彻上明造。主殿享堂大小同过厅,但顶为大式悬山筒瓦调大脊,檐下出单昂一斗两升斗栱,为明代建筑。现在过厅与享堂分别辟为2个展室,前为文天祥生平展览,室中正面有一尊文公半身塑像。享堂为供奉文公进行祭祀的场所,原物已无存。后按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重塑文公像,供人凭吊。现室中有一屏风,正面是毛泽东手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诗句,背面为《正气歌》全文。此殿内还有唐代《云麾将军李秀碑》断碑二础石,明代王逊刻元代刘岳申撰写的《文丞相传》和清代朱为弼《重修碑记》碑各一座。文祠中除保留一些原有文物外,另增加了文天祥刻像复制碑及其有关的刻石拓片的复制品等。享堂前一棵古枣树,传说为文天祥手植。前院东墙上刻石,为仿制明代文微明手书文天祥诗文《正气歌》。另院内还有一些其他石刻。
婉容故居 帽儿胡同35号、37号,清末代皇后的娘家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郭布罗·婉容(1906~1946年),字慕鸿,别号植莲。祖先达斡尔族,隶属正白旗,曾为大清屡建殊勋。外祖父爱新觉罗·毓朗是乾隆皇帝长子永璜(封为定王)的五世孙,系清末显要人物。父荣源供职于晚清朝廷。1906年生于北平帽儿胡同荣源府内。后随父母移居天津。稍长,就读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英语,弹钢琴,特别喜欢爵士音乐,加上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故于满族贵族女性中颇具声名。1922年,以家族势力入选皇后,并与溥仪完婚,时年17岁。1924年,随溥仪被逐出宫,流徙于醇王府、日本公使馆后,旋至天津张园、静园。1932年3月经旅顺辗转抵达长春,成为伪满洲国“执政夫人”,言行均受到日本人严密监视和限制;期间曾秘密与国民党代表顾维钧联络,拟逃离长春未果。1934年6月,成为伪满洲国“康德帝后”,后因“秽闻”被打入“冷宫”,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嗜毒成瘾。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后,流浪于长春、通化、吉林之间。1946年病逝于吉林延吉监狱,终年40岁。
帽儿胡同35、37号,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婚前的住所,为其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所建。长顺官至驻防将军,品级虽高(从一品),但宅第并不显赫,为一所较大的宅院。婉容婚前与其父荣源、母恒馨及兄、弟等同居于此。在婉容被册封为 “皇后”以后,婉容之父郭布罗·荣源即授内务府大臣,并封为三等承恩公,该宅亦升格为承恩公府,作为“后邸”,加以扩建。然是时皇室,财力匮乏,只能略加改葺。近来,府门改成三间住房,在西边原倒座房处开了2个小门,一为37号,一为35号,院中可相通处业已封堵,成为2个院落。帽儿胡同37号现为某单位宿舍,35号为办公用房。两宅院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婉容旧居是由东、西两路组成,其中西路为居住区,由四进院落组成,东路为一小型私家园林,有三进院落,两路原共用东侧宣统年间改建而成的三间大门。婉容被册封为皇后,此处便是皇后潜邸,按规制将府门及前院扩大。改建后的府门面阔三间,筒瓦过垄脊,中间开门,左右两次间为坎墙格扇窗形式。门前一对上马石,门内有一字形大影壁,原左右各四扇屏门,进西屏门,即进入西路院子。南倒座房七间,北为一殿一卷垂花门,带抄手廊,围合而成第二进院落。游廊东边有屏门通往花园,西边有屏门通往后院夹道,院子北侧为带东西耳房的三间穿堂房。再后为第三进,即正房院,院内正房五间,前后出廊,左右各带一间耳房,东西配房各三间均带前廊。西院建筑均为硬山合瓦顶,清水脊,系北京官宦民居一般做法。此宅最精美之处是正房的室内装修,顶有井口天花,明间有一槽精致的栖凤牡丹落地花罩,西次间有一槽七扇椭圆形玻璃镜屏,西稍间北壁镶嵌整面水银玻璃镜,东次间、东稍间还有碧纱橱,为普通民居所罕见。经过东耳房外过道可进入第四进院,有后罩房七间带前廊,屋面已翻建。
进大门后过第一进院子西北侧的月亮门,便为东路院落。月亮门内是第二进园林式院子。由于月亮门并不设在西院的中轴线上,这样便形成了遮掩曲折的路线,必须绕过假山,穿过山洞,才能看到在山石和树木的掩映下的三间正房。该建筑面阔三间,双卷勾连搭,前出廊,合瓦硬山清水脊,室内亦安设碧纱橱、玻璃镜等内檐装修。此进院正房的两边各有一条游廊,从两翼向前伸出,半包围着前庭院,廊子各间内侧墙上带什锦窗,外侧有倒挂楣子和坐凳栏杆。并一直向北延伸到后院与后罩房相连。据故旧言,在后边的第三进院内原亦有假山、水池,并在东侧建有家祠,而今仅余正北的三间后罩房和两侧的平台廊子。
田汉故居 东城区交道口细管胡同9号 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田汉 (1898~1968年),本名田寿昌,中国现代剧作家、现代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898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农民家庭。6岁读书,辛亥革命前夕与三学友改名报考中学预科,四人之名联为 “英、雄、怀、汉”,这是第一次使用田汉的名字。1912年经推荐考入长沙师范学校。欧阳予倩率文社演出《热血》等新剧,使田汉心动。14岁开始创作,写有《新教子》、《新桃花扇》。1916年随舅父东渡日本,由学海军而教育而文学艺术。他通过日本剧坛,“认识了欧洲现实主义的近代剧”。1920年创作了《咖啡店之一夜》,揭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行径,初步显露出田汉剧作的浪漫主义特色。1922年归国,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他的早期优秀作品《获虎之夜》发表于此刊。1927年被选为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开始了为中国戏剧运动开拓新道路的奋斗。创作了《名优之死》等多部剧作。1928年他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先后创作了《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作。1930年,被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写了《我们的自己批判》,并有《回春之曲》等重要作品。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国歌。抗战期间,写出著名话剧《卢沟桥》、《丽人行》等。新中国成立后,还创作了《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谢瑶环》等,而以《关汉卿》为代表作。1968年被迫害致死。生前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现有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田汉文集》16卷。
北京市东城区细管胡同9号,在北京第五中学的旁边,有一所两进的四合院,那里即是田汉在1956年后的寓所。他和夫人安娥奉老母在此颐养天年。
田汉出身农家,和老母都喜欢园艺劳作。在他的后院书房前面,他搭了一个葡萄架。夏日浓荫蔽日,秋天果实累累。他还种了一棵枣树,从幼苗一直长到老成挺拔。老母虽已年过九旬,她每年还在葡萄架边栽种丝瓜,沿着架子四周缠绕而上,结了不少丝瓜。母子摘下来尝鲜,自家所得,乐趣无穷。院子虽然不大,但农家气氛浓厚。老母经常喜欢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庭院阴凉处,做些零碎活。中外文艺界的朋友来到田汉家中做客,都为此处的田园风味所倾倒。
就在这所院里,田汉完成了他晚年的几部名作,如《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等,以及他“二十年磨一剑”的《白蛇传》和改编的京剧《西厢记》。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田汉以花甲之年曾豪言要创作10部戏剧。剧目已拟定了。除了已完成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之外,还有《阮玲玉》和《甲午之战》等。
《关汉卿》在日本演出后,获得极大成功。日本街头巷尾,人们无不谈及关汉卿。早年留学日本的田汉,听说该剧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感到极为兴奋,愈益觉得戏剧文化在中日两国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日本著名戏剧家千田是也还寄来了日本“俳优座”和“民艺”等3个剧团联合演出的演员画像。日本文学戏剧界也多次邀请田汉访日,但由于种种原因,田汉却再也未登上他少年求学东瀛的旧地,这也成为中日文化界的一件憾事。
好景不长,田汉旧居中的平静生活,被迭起的风波破坏。1964年他去上海参加华东话剧汇演,即受到张春桥一伙的诬蔑陷害。他愤然退出。自1964年后,对他的《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批判就不断,直至“文革”达到顶峰。1966年12月的一个晚上,“四人帮”的爪牙闯进家里,把他从老母亲的身旁抓走,从此,他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由于全家都受到隔离审查,家里就剩下年过九旬的老母亲,与照顾她的湘剧老艺人陈绍益的夫人张菊贞相依为命。老人昼夜盼望儿孙归来,但却音信渺茫。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老人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她再也熬不下去了。终于灯干油尽,在1971年12月的一个晚上,她带着不解的疑惑,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子女到细管胡同9号,宣布了田汉的结论。虽然“文革”已近十年,但田汉的子女始终未得到父亲生死的确信,彼此之间也未见过面。有的人还抱着父亲也许还活着的幻想。但“结论”宣布后,他们才知道田汉早已于1968年12月10日被迫害死去,而且被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出党”,田汉收藏的书和文物全部没收。这是在田汉死后家中面临的最大浩劫。田汉的书屋本来是封闭的。可现在都要打开、没收。据子女平时所知,书房中除了有将近十万册的图书,还有田汉多年保存的手迹、书信和名人字画等等,这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子女们不但为父亲被迫害而死而痛心疾首,还要承受“叛徒”罪名的株连。而谁知道仅在一年以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呢!这场浩劫,真是天下的不幸啊!
“结论”宣布后田汉旧居的命运可想而知:许多人争相入住,葡萄架和枣树当然也遭到毁坏,整个院落面目全非。田汉的冤案平反后,虽然北京东城区已将田汉旧居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院内已成为大杂院。有的人甚至占了房宁可空着而不住人。昔日庭院宁静的气氛已无处可寻了。
田汉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驰名国内外。旧居内现在虽驻有中国田汉基金会,但院内破败颓废的景象,实在惨不忍睹。我们已呼吁国家文化部和北京市文物局,应重视和解决这一问题,使田汉旧居恢复它昔日的光华。
文煜宅第帽儿胡同9号,又称可园。

文煜宅第位于帽儿胡同7~13号,是一处由五座院落并联而成的大宅第,共占地11000平方米,规模广阔,布局谨严,山池亭榭俱全,在现存的私家宅院中非常少见。这座宅院中的“可园”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范围包括其他四座宅院。
文煜(?~1884年),费莫氏,字星岩,为清满洲正蓝旗人。历任刑部侍郎、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等要职,后曾一度被免职,同治三年(1864年)重新起用,历任福州将军、刑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七年授协办大学士,光绪十年复拜武英殿大学士,不久病故,身后赠太子少保,谥号 “文达”。文煜身后,此宅被其后人售予北洋政府要人冯国璋,日伪时期又归伪军司令张兰峰。新中国成立后此宅被分隔作不同单位的宿舍,其中9号、11号院还曾一度用作朝鲜驻华使馆。
宅园共有5座院落,其中7号占2座,破坏最为严重,9号即著名的可园,11号和13号为狭长的大型四合院,彼此相连,共同构成了这座宏敞的显宦豪宅。
根据可园中文煜之侄志和所撰的园记石碑,可知此园落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园记中称,营建这座园林,“但可供游钓,备栖迟,足矣。命之曰‘可’,亦窃比卫大夫‘苟合苟完’之意云尔。”并称此园 “拓地十方,筑室百堵,疏泉成沼,垒石为山,凡一花一木之栽培,一亭一榭之位置,皆着意经营,非复寻常。”可园南北长约97米,东西宽约26米,面积约4亩左右,分为前后两院,前院中心为沼池,后院中心为假山,各自独立,通过东部的长廊贯通。前后院各有一座正厅或正房位于正中位置,面南背北,并在西厢的位置上各有一座小厅,与东部的长廊相均衡。
进入东南角的大门之后,即垒有假山,起屏障作用,山上建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亭。向西穿洞而过,绕过西厅之前,可行至水池的小石桥上。水池面积虽小,但形状曲折,并引出两派支流,一脉从石桥下穿过至西面院墙止,另一脉一直穿过南面的假山至六角亭下,与山石相依,聊有山泉之意。前院正厅为一座五开间硬山建筑,体量较大,并带耳房和游廊。
从正厅东侧穿廊而过,再沿一条绿竹夹道的斜径行至院中,院中山石蜿蜒,半开半闭,与松竹相间,颇为精巧。后院正房是五开间硬山带耳房、游廊,前出三开间歇山抱厦。在东部假山上建有一座三开间歇山顶轩馆,为全园最高处。此轩建筑最为精巧,直接临山对石,前有一株大槐树,坐凳为美人靠,较为别致。轩下以山石砌成浅壑,有雨为池,无雨为壑,为北方宅园的独特处理手法。
可园建筑均用灰色筒瓦,墙面以清水砖墙为主,未刷白粉,较为质朴。厅榭等均为红柱,长廊为绿柱。梁枋上作苏式彩画,但并未满铺,仅在箍头、枋心包袱位置加以装饰。值得一提的是建筑檐下的吊挂楣子均为木雕,细致繁复,各不相同,主题有松、竹、梅、荷花、葫芦等,比寻常的步步锦图案显得精美清雅。全园存在着明显的中轴线和正厢观念,布局疏朗有致,建筑精巧大方,山石玲珑,水池曲折,且有多株珍贵的松、槐、桑等古树,整体至今保存尚好,是晚清北京私家园林的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可园东南侧的游廊可折而向东,通向7号院假山上的一座三开间歇山敞轩。现在敞轩尚存,假山则仅剩土堆,山石均失。根据现状和建筑尺度分析,7号西院当有前后两进院落,以园林景色为主,而东院则应为四进院落的四合院。东院现已面目全非,仅剩下一座三开间的正房和后罩房,其余空间充斥着文革后搭建的简易房。西院的情况要好一些,除了假山上的敞轩外,大门和四间倒座房以及后面的五间北房还基本完好;廊子及假山可与可园的假山、游廊相接。西院假山之北原为一座两卷前后共十间的歇山式大厅,后被冯家拆除,另建了一座两层洋楼,使得园景大为减色。现在洋楼尚存,虽经改造,仍带有一定的民国风格。
11号住宅为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共有五进院落,大门对面胡同之南原有大照壁,今已不存。大门经过重新整修,装饰一新,门前有上马石。第一进院落扁长,入门内正对一座砖砌影壁,南有倒座房七间;北面为垂花门,门前一对石狮,可惜头部残缺;垂花门为一殿一卷式,雕饰精美,至今仍保持原样。从垂花门进第二进院落,院落接近正方,有三间正房带耳房及东西厢房。东西耳房之侧通第三进院落,东侧墙上另开屏门通东部的可园。三进院也有三间正房带耳房及东西厢房,并环以游廊。第四进院落的正厢房与二、三进类似,但院落尺度较大,并在三进院的正房北面接建一卷南房,原有的游廊已残毁大半。第五进院落有后照房九间。
13号院也是五进院落的大四合院,布局与11号院相似。大门已毁,两侧尚存五间倒座房。垂花门及两侧游廊也已被拆,在原址上另建了一座简陋的锅炉房。第一进院落有三间正房带耳房及东西厢房。第三进院落有五间正房带耳房及东西厢房,但东厢房除前廊外,进深不足1米,实际上是一座外檐齐备的假屋,其正中四扇屏门开启可通11号院。第四进院落较大,并向西扩展,两边并不严守对称。北为正房三间,左右西带二间耳房,东连顺山房三间;西厢位置现存一榭,前出一卷单间悬山抱厦,与东厢房相对;整个院落的游廊基本保存完好,并有一株枣树和三株桧柏,均为百年以上的古树。此院原来是后花园,池山竹树俱全,西厢房实为池上居,其中古树尤为珍贵,山石上还建有一座小亭,可惜今天亭、山、池均已无存。北廊偏西为井院,今水井已无,尚存两间小房。第五进院落有后罩房十余间。
文煜宅园的五座院落基本各成系统,分别拥有南北中轴线,布局严谨但并不刻板,局部也有灵活处理,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序列。同时整座宅园建筑与园林水石相间,表现了北京四合院庄重大方而又正中求变的建筑特色。
和敬公主府 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原铁狮子胡同) 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和敬公主府 张自忠路东部路北
和敬公主府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下嫁后的赐第。和敬公主(1731~1792年)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1747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民国后成了北军阀政府陆军部所在地,现为和敬府宾馆。
原府是王府建制,自外垣以内有正门、正殿、后寝、后楼和东西配房等附属建筑。府邸主人爵位虽逐世降袭,但府邸仍然保存下来,只是脊兽有所变动,将螭吻改作望兽,以区别于王邸。较大的改动是在民国年间,对后寝进行了扩建,后楼则作了改建,未损及原来建制布局。现府门已改,正门三间,两旁各一大石狮,后存三进院落,各大殿等主体建筑还保存晚清风格。20世纪80年代按原貌修缮一新,主要厅堂保存完好。
此府主体院落现尚存有四进。正中大门三间,原为朝北的轿厅,前后廊硬山顶,明间启门,左右各带倒座房五间。北为府门,三间前后廊,硬山顶,左右各有顺山房五间,东西设“阿斯门”各三间,东阿斯门经过改造进深较浅;门南北各接顺山房五间,现已不完整。二进院院内十字形通道略高于地面,北为正殿,五间前后廊硬山顶建筑。再北为第三进院,通道与二进院类似,有寝殿五间,亦为前后廊硬山顶建筑;寝殿之西有顺山房三间,带前后廊,东面顺山房已佚。二、三两进院落的东西两侧对称各布置四座厢房,分别为三间半、五间、七间和五间,彼此相连,也使得这两进院落形成了更为紧凑的整体。第四进院为一座七间二卷前后廊硬山顶后罩楼,已经过改建。东西分别有北房三间和五间。再后建有三层高的现代建筑。
和敬公主为公主中地位最高的固伦公主,其府第等级应与亲王相同,但实际上此府建筑的等级却比亲王府要低一级。乾隆《京城全图》上绘有此府的平面全图,与现状比较,主体部分格局未变,局部有一些改动,改动最大之处是原七间后照楼增大了进深,原属公主府的后部和东部已全部被划出府外。此府在民国时期为一政要之宅,曾经作过了一些新式改动,最大的改动是在庭院正中加了平顶游廊和八角凉亭。和敬公主府现用作一家宾馆,室内外均经过多次装修,但基本格局和主要建筑形式仍基本未变。
摘自《北京民俗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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