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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胡同56号
发表时间:2009-09-07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蓝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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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号 史家胡同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胡同。据史料记载,明朝属黄花坊,那时即称史家胡同,清朝属镶白旗,仍沿用此名。据说是因当地住着史姓大户而得此名,胡同西口原有史可法祠堂。我自打1951年考入北京人艺,就住进史家胡同56号(新门牌是20号),至今已有58年。  

  这座大院坐落在胡同东段,两扇退色的朱漆大门,连顶门洞,坐南朝北。院内建筑虽然也是灰砖蓝瓦的平房,但从整体格局看,不像传统典型的四合院。

  穿过大门洞靠右边,是一拉溜五间室内装有玻璃门窗和高级地板的大北房,靠左边有三间较小的平房。五间大北房的前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狭窄的甬道,紧贴着甬道的南侧又是一拉溜七间北房,其中中间三间高大的主房,左右各两间低矮的耳房。这七间北房的对面,还有七间倒座儿南房,也是中间三间高大的主房,左右各两间耳房。

  北房与南房之间,是一座宽敞的庭院,院中有一棵主干挺拔枝叶茂密的核桃树和一棵芙蓉树,两丛黄刺梅。每当春夏之际,花开满枝,飘香四溢。从这座庭院的东侧穿过屏门是一座带走廊的东跨院,院里有北房南房各三间建在基座上的高大房屋,屋前有三层石阶,室内方砖墁地,玻璃门窗透光明亮。

  这座大院原房主是何许人也,现已无据可查。听北京人艺已离休的老同志说,1949年北平解放时,这里已是一所无人居住的空房,当年华北人民文工团入城,有部分同志就进驻了这个院。

  1950年文工团编制扩大,改建为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等综合性的文艺团体,定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是现在惯称的“老人艺”。院长是曾在苏联学过舞蹈、归国后参加了长征的老干部李伯钊,副院长是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的欧阳山尊和金紫光二位前辈。

  当时“老人艺”的院部设在了西堂子胡同1号,史家胡同56号则辟为演员集体宿舍。住在这里的话剧演员,除叶子、沈默等几位资深的老演员外,大多数都属于艺龄较短的年轻人,如后来被观众赞誉为表演艺术家的于是之,当年只有22岁。

  早在1950年,老舍先生怀着对新中国、新北京的深情,以鬼斧神工的手笔为当时的北京人艺写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话剧剧本《龙须沟》。为了排演好这出戏,院长李伯钊诚请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焦菊隐担任导演,焦先生欣然接受了剧院的邀请。北京人艺全体人员为能请到焦菊隐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来导演《龙》剧欢欣鼓舞,很快地建立了剧组,公布了职演员名单。

  据我所知,这个剧组全体成员,其中还包括一批未列名的饰演群众角色的演员,都是住在史家胡同56号宿舍的“居民”。因此,可以说《龙》剧二度创造的艺术工程,是从这座大院里启动的。

  话剧是舶来品,剧组演员又是来自四面八方,创作方法极不统一,焦先生胸怀对旧的表演和导演方式必须革新的理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通过《龙》剧的排演实践,学习借鉴坦尼斯拉夫体系,为中国的话剧艺术探索出一套科学的表演方法。”焦先生的主张激发了剧组全体成员的创作热情,大家在导演精心指导下认真分析研究剧本,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北京南城沟沿儿体验生活。大家每天都要将心得体会写在日记本上,交导演批阅,与导演沟通交流。进入排练场后,每个演员都要编写角色自传,做生活小品,不断为所扮演的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外部动作,捕捉合情合理的依据。在排练过程中,焦先生运用科学的“心象”学说,指导演员们准确地把握了对角色的内心视像与外部动作的有机结合,使之逐渐塑造出性格鲜明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功夫不负苦心人,《龙》剧演出后,轰动京城,受到广大观众好评,《龙》剧的演出为北京人艺奠定了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基石。

  到了1951年末,根据文艺团体专业化的形势需要,改变过去文工团的综合性宣传队的性质,逐步建立新中国的剧场艺术,为此,文化部与北京市委磋商,拟将原北京人艺(老人艺)各团,与中央戏剧学院附属各团统一归文化部领导,建立专业化剧院。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明确表示:“歌剧、舞蹈、乐团等都交文化部,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文化部随后讨论决定,将“老人艺”话剧团与原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话剧团合并,建立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的专业话剧院,并由著名剧作家、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曹禺担任院长。据说这个决定,曾报请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

  关于新建专业话剧院的名称,经各级领导研商,因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国内外已有影响,所以大家都认同仍沿用此名。

  新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朴而隆重的成立大会,于1952612日晚7时在史家胡同56号大院里召开。会场就设在庭院中,既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鼓乐齐鸣,只是在庭院的一端摆放了几张铺着布单的条桌和木椅作为主席台。院里为欢庆这个大喜的日子,大家都笑逐颜开地列队坐在一排排的马扎儿上,面向主席台。

  那夜,晴空万里,繁星闪耀——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诞生了。

  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初期,院部就设在了史家胡同56号,院长办公室也安在了56号院东跨院的三间大北房内。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党组书记赵起扬这四位新上任的院级领导,在这里围绕着怎样办好北京人艺这所专业话剧院的大题目,连续讨论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谈三个小时,下午谈三个小时,总共谈了四十二小时。

  他们的发言海阔天空、谈古论今,但却不离“主题”——沿着中国话剧历史进程,从清末的文明新戏、谈到春柳社的建立、谈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戏的实践和创作、谈到“左翼”时期南国社和剧联的成立。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战争年代的话剧活动,这是因为在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时期,话剧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提高。这是中国话剧的光荣战斗传统。几个人一致认为:新建的北京人艺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后来,几个人越谈越起劲,越谈内容越丰富,从国内谈到国际。恰巧,在北京人艺建院前,曹禺与欧阳山尊都刚刚从苏联和欧洲出访归来,带回不少见闻。焦菊隐年轻时曾留学法国攻读戏剧,曹禺在解放前曾赴美国讲学。这次几个人互相讲了一些自己所了解的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戏剧团体的情况,但谈得最多的是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各个方面的好经验,都是值得新建的北京人艺学习和借鉴的。不过几位也一致认为,学习和借鉴绝不是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因为我们剧院是中国的北京人艺,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具有丰富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艺术上我们必须要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运用。对于这个问题,焦菊隐先生领悟最深,因为他过去曾办过戏曲学校,多年来专心致志研究过戏曲艺术,他说,话剧民族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四位院级领导谈到这里像是明确了要把北京人艺办成一个什么样剧院的轮廓。但如何用一句很精练很有概括性的话,把剧院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说得既全面又鲜明,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要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现实主义风格的话剧院。”明确北京人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之后,几个人又对有关剧目建设、演员培养、统一创作方法、重视深入生活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后,曹禺提出,北京人艺要有一个好的院风,北京人艺应该是一个非常谦虚谨慎的剧院,是一个永远不满足已取得成绩的剧院。

  四个人的42小时谈话,成为后来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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