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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胡同51号——章士钊寓所
发表时间:2008-02-01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王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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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家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从北往南数的第七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即称“史家胡同”;据传,因胡同内住有史姓大户而得名,胡同内原有“史可法祠堂”。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胡同南侧的“京华”和“官学大院”两条小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八条”,后恢复原称。
  史家胡同51号,旧时的门牌是2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进四合院。章士钊入住之时,认为房屋太多,一家人住不了,遂将第三进院分出,在内务部街南侧另辟街门,形成独立院落。于是,史家胡同51号就形成一座二进四合院。街门面南,为“广亮大门”①,大门内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1985年拆除),大门西侧的6间倒座南房和3间北房构成一进院,倒座南房最西边的两间是车库,临街开有车库门;北房是过厅②,为硬山筒瓦箍头脊。二进院有正房和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有抄手游廊环绕;正房左右各有耳房1间。正房的内部装修为清代式样:北部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屏门顶部有一个楼阁式书橱,上有朝天栏杆,西里间屋有一架楼梯通向书橱,室内还有碧纱窗。院内栽有海棠、苹果等树木,环境幽雅。
  1960年,章士钊入住此院;辞世后,其女章含之、乔冠华(曾任外交部部长)夫妇在此院居住。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史家胡同51号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秋桐,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协助黄兴筹建“华兴会”。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民主报》主笔,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曾主编《甲寅》周刊。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务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有《长沙章氏从稿》、《为政尚异论》、《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
  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2月,章士钊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由颜惠东、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组成)成员,以非官方的身份赴北平作试探性商谈,4月,章士钊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北平和平谈判,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和谈宣告破裂,章士钊去了香港。9月,章士钊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1月,章士钊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开始住在东四八条54号(今111号)。
  东四八条的房产系朱启钤之女朱湄筠所有。1953年,朱启钤全家也迁至此宅。朱、章两家人口都很多,章士钊夫妇及其子女住得比较拥挤,且有寄人篱下之嫌。1959年,周恩来总理到东四八条探望章士钊,了解情况后,便亲自出面为章士钊联系解决住房。结果是章士钊的夫人相中了史家胡同51号。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两个人求助过章士钊:
  其一,高二适求助章士钊。1965年6月,郭沫若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此论一出,在学术界引起震动。高二适立即回应,写了《〈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文章寄到《光明日报》被“退稿”,于是,高二适求助章士钊。
  章士钊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其实,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他在《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指出:“于是谓王作碑不脱爨(cuan)可,谓王作札宜于爨无二,则断乎不可。或主张兰亭果有其书,定与二爨③面目相同,似难谓为知言。”
  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来信和高二适的文章后,分别致信郭沫若和章士钊,希望就《兰亭序》的真伪展开争论。高二适的文章得以发表,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争鸣文章,后来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启功,当年也发表了《〈兰亭序〉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表示对于《兰亭序》“郭沫若同志给它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这便是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兰亭之辩”。促成这场争论的穿针引线之人应是章士钊。
  其二,1966年7月10日,周作人写信向章士钊求助。起因是当过汉奸的周作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支付审稿费2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司局级干部的月薪,仍属高收入阶层。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付了这笔酬金,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更无周作人的活动余地。陷于困境的周作人又患了前列腺癌,贫病交迫,遂写信向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也派秘书去八道湾胡同慰问周作人,并传话愿意资助其解决生活问题。但毕竟口惠而实不止,周作人苦等了十个月,于1967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对此,何满子在《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一文中评论:“章行严在北洋政府当老虎总长时期,站在反动阵营,与新文化对垒;又且在女师大风潮中迫害进步师生,直至免去鲁迅的职务,当时的周作人厕身于新文化阵营,和章处于敌对地位。解放后即使世易时变,章又以‘社会贤达’身份效力新中国,且与毛泽东因同乡和旧恩谊而备受宠待,但周作人毕竟与之有旧嫌……章士钊与鲁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鲁迅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他也知道,临死前还
  颜向这样一个章士钊摇尾乞怜,贻辱于兄长。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历史的长叹。”
  在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中,章士钊属于旧文化的维护者,但他与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适,却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演绎出一段文坛佳话:
  二人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的背面又各题诗一首。章士钊写的是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胡适写的却是旧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注: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过厅,也称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
  ③二爨,指东晋碑刻《爨宝子碑》和南朝宋碑刻《爨龙颜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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