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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胡同会馆中的"六君子" 与故居砖瓦草木对话
发表时间:2011-04-1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彭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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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市口胡同(原绳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原址  

浏阳会馆  

  烂缦胡同(谭嗣同出生地)

  清明又至,春雨淅沥。

  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本是踏青的好时节,但我们无意游春,却被一种沉甸甸的思念所缠绕。在这特定的季节里,刚刚目睹通往西郊车水马龙的扫墓人流,而我行走的方向却是城南,确切地说是“宣南”。慎终追远的古训何曾忘记,不朽先贤的灵魂总在无声地召唤。且让我们把目光凝聚在胡同中古老的会馆,凝聚在100年前于城乡繁华地带——菜市口遇难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

  清朝末年,即1898年,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虽出自光绪宫廷,却源于胡同会馆。

  没有胡同会馆,便没有“戊戌变法”。

  当年北京胡同会馆——很像是以“讲演者之角”而著称的伦敦海德公园,它是为辛亥革命做准备的思想集散地。清末的举子们常在此集会或演讲,慷慨激昂,纵论国是,印刷、发行传播新观念、新知识的刊物。可以说,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六君子”的英勇就义,使国人看清了满清封建王朝的腐朽不堪,间接引爆了13年后推翻帝制的一场革命,加快了中国步入世界现代国家的进程。

  胡同会馆——清末民初具有革新意识的优秀知识分子荟萃之馆,神州各地勇赴国难、拯救民族危亡的志士仁人藏龙卧虎之地。这里留下了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毛泽东、蔡元培、鲁迅等人的身影和足迹。在肇始于明、兴盛于清的总共近500家(宣南现存100家左右)会馆中,只要保存好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名人故居,就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将北京胡同会馆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具有充分理由与物证。

  在城市的喧哗中行走,走访寂静胡同会馆中“戊戌六君子”,不觉得他们爱我中华、变革图强的意志和精神与我们须臾有别,相反,仿佛他们依然结结实实地活着,因为会馆犹在。睹物思人的“物”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它彰显人之为人的历史感和价值观。能够肃穆地与他们——与“六君子”的故居的砖瓦和草木直接对话,是记者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谭嗣同

  浏阳会馆中谭嗣同——“莽苍苍斋”莽苍苍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格局的巨大变迁,许多现代高楼大厦取代了明清两代低矮民居,若徒步寻觅“戊戌六君子”曾经居住的胡同会馆、故居以及消失后的方位,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

  行走,是地理考察,是历史探究,更是人文体验。

  行走吧,收获和发现将是巨大的,每每超出想象。原来“六君子”的住地,皆以菜市口为中心,方圆不出一公里。谭嗣同在其西南,康广仁、刘光第、杨锐在其东南,林旭在其西北,杨深秀在其东北。倘若他们的故居都安然无恙,实在是一组“戊戌变法”的鲜活博物馆、维新志士永久的纪念碑。

  “六君子”中,惟有谭嗣同(1865年至1898年)一人是北京生、北京长。

  他的出生地——西城区烂缦胡同(原烂面胡同)保护完整,南北走向,位于菜市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可惜没有人考证其具体门牌,有人推测是目前正修葺的湖南会馆。烂缦胡同两翼齐整的民宅,伸开有力的双臂迎接行旅。由湖南会馆往南,曾有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堪称“会馆胡同”。

  胡同北口,一树梨花开得正艳,朵朵洁白如雪,玲珑似玉,朵朵都是春光无限的笑靥,朵朵又都是思念故人的泪零……

  从胡同北口右转,不足百米,便是北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建筑年代待考)——即谭嗣同故居,如今已成一座居民大杂院。

  院内住户——一位头戴白棉布帽的老者姓闫,她和善地介绍:

  “看那西屋三间,房上长草的,就是当年谭嗣同住的。我在这儿住了50多年。每年都有中、小学生来,多是老师带着来,给讲些历史故事。”

  偏巧,门口又来了一位探访者——大型文献电视片《旗帜》摄像师张世君,他也要用镜头拍下维新志士的故事。

  ——谭的故事太多,已有电影《谭嗣同》公演,早年有梁启超写的小传,而手头的《谭嗣同》(王儒年著)以及传世的《谭嗣同全集》颇可一读。

  谭生于“高干”家庭,父亲谭继洵(湖南浏阳人)为清朝巡抚。但他从小并非养尊处优,而是抑郁寡欢。11岁时,母亲与一哥一姐因白喉瘟疫去世,他与庶母(父亲的妾)升任的继母小心应对,“自少及壮,遍遭伦常之厄,涵泳其苦”。他师从名流欧阳中鹄,亦结交游侠——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痴迷剑术。

  继而随父宦游大江南北,远至甘肃,游历新疆,喜《墨子》任侠,爱《庄子》豪气。所谓“任,损己而益人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也。并常弯弓搭箭,纵马由缰,雪野千里,与狼共舞,甚至七八个昼夜不返,磨砺筋骨,放任血性。24岁便自写自印小册子《治言》:“庸医不杀人,能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庸臣不亡国,能致国于不存不亡以不安。”

  变法前五年,他在上海遇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曾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格致书院”参观陈列的化石标本、X光片、照相器材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阅读《西国近事汇编》、《环球地球新录》等新潮书籍。他感佩基督牺牲精神:“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纲,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

  而立之年写成5万字著作《仁学》,自称为“冲决网罗”之学,决意冲决利禄之网罗、俗学之网罗、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

  关于变法新政,他提出:“开议院,通民气;变科举,兴学校;改官制,考政绩;立商部,建公司;掘矿山,振实业;办报刊,增见识……”

  33岁,变法遇挫而招致捕杀前,本有好友——京城大侠大刀王五等相助相劝,他却执意不愿脱身: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此会馆,他端坐于“莽苍苍斋”,等待慈禧所派清兵前来抓捕。

  狱中题壁诗流传至今,激励无数后人: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慨然赴死的方式,颇有点儿像引颈就“毒”的苏格拉底,不同的是,前者死得更加壮烈,围观的人也更多,多达上万人,可惜懂得他的人很少。

  ——他用清醒的死,让我们后人不再蒙昧地生;他用一己的死,带给他的民族千万个生存的理由和机会。

  “莽苍苍斋”莽苍苍,灰色瓦顶一丛丛枯草在阳光下泛黄,像是翻阅得久了、泛黄的书页……

康广仁

  南海会馆中康广仁——“我辈死,中国强矣”

  米市胡同43号——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即1824年)大名鼎鼎,是因为它是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故居。但对于本文,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弟弟顶替哥哥在此被捕以致捐躯。

  “六君子”中,惟有康广仁(1867年至1898年)一人没有官职官位。

  在中信城已经建成和正在崛起的高层建筑前,狭小、单薄的米市胡同能够幸存,已经是记者行走、采访中的万幸。

  一位姓郭的住户,引领记者来到会馆内北跨院的中小院儿并做义务讲解。

  面前出现了康有为和其弟弟康广仁当年居住的“七树堂”,作为卧室的西房三间犹在,用做书房的北房四间已不完整,辨别不出哪间是“汗漫舫”(据说斋号所由为屋形像船,揣想是他挥汗上书、想念故园水乡所题)。假山、凉亭不存,只见一棵枯树依墙而立,成为晾晒衣物拴铁丝的木桩,且杂物与垃圾堆积成片有碍观瞻。

  康有为从1882年进京赶考到1898年“戊戌变法”,一直住在这里。北京最早的民办报刊《中外纪闻》在此编辑出版,“粤学会”在“推广学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的宗旨下也在此成立,以致“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湘学会”……也接踵而立。

  而这里所发生的最为壮烈的事件,是31岁的康广仁被清兵逮捕。

  “清兵原本是来抓捕哥哥康有为的。但康有为事先得到消息,先一步逃亡海外。清兵没办法,便抓了弟弟康广仁去交差。弟弟曾多次劝哥哥离开北京朝廷这个容易惹祸的地方,去南方老家办报、教书,为变法积蓄舆论和人才力量。但是哥哥不听呀……”

  康广仁之所以力劝其兄长遁迹江湖,去办学、办报,概因他认为改革需教育铺垫:“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事,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再者,他本人即报人,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在上海办女学堂,经营大同译书局,身体力行其主张。

  虽为维新烈士,却是孝悌之子。

  “君侍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

  对于朝廷之事,康广仁比哥哥康有为更有洞见:“自古无主权不一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

  话虽如此,康广仁还是辅助哥哥变法维新,并在性命攸关时愿为之抵命:

  “阿兄即行,弟与复生(谭嗣同)、卓如(梁启超)及诸君力谋之。”

  康广仁对变法吉凶早有预见,却处变不惊,“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实人间俊杰也!

  牢狱之中,仍谈笑自若,高歌之声出金石,并有望于来者:

  “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

  在苍茫的会馆中,在萧条的“七树堂”前,仿佛隐隐听到从菜市口刑场传来上个世纪末的一声呼喊:

  “我辈死,中国强矣!”  

杨深秀

  闻喜会馆中杨深秀——志士祠堂何处寻?

  宣武门外,清末民初的赶驴市早已消失,赶驴市胡同与香炉营胡同合并后也大变模样。要想寻到当年赶驴市1号——闻喜会馆(最迟建于康熙年间)犹如痴人说梦,但记者的行走之梦里岂能没有一点儿期盼?

  毫不夸张地说,60岁以下的人很少知道有个赶驴市,尽管100年前的鲁迅曾在这里租驴去郊外踏青。而香炉营胡同也仅剩一块街牌,茕茕孑立于相邻大厦的街角儿。

  “六君子”中,惟有杨深秀(1849年至1898年)一人是年近半百之人。

  围着一大片待迁未迁的古老胡同民居转了一圈又一圈,也不知问了多少行人、多少住户,愣是没有人知道杨深秀,没有人知道闻喜会馆中的杨深秀故居以及祠堂(由乡贤祠改换)。他的被捕之处——那会馆南跨院中的“虚声堂”,更是在飘渺的历史岁月中销声匿迹。

  记者用相机拍下了香炉营胡同(已变成大街),也拍下了残存的民居。显然,这里被志士英魂所渗透的地气,一种浩然之气,是不会因建筑物的更替而改变的。乍暖还寒的空气中,体味到清明时节所特有的凛冽的温情。恍然间,感到致力变法的监察御史杨深秀仍在说话,变法百余天,奏折17件,带着他那故乡——山西闻喜的口音:

  “欲变法自立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

  其狱中题诗,表现了他挺身为被囚的五位变法青年仗义执言,并为家国计、为民族计,舍生忘死敦请慈禧撤帘归政的一片豪情:“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位于宣武门大街南端车子营胡同的福建会馆(又称财盛馆,建于1877年)——即林旭故居,也同闻喜会馆的命运一样,荡然无存。福建会馆原有房屋130余间,林旭曾在此组织“闽学会”。他发表演说时,300余同乡洗耳恭听。好在车子营胡同尚在,但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它似乎也到了告别历史舞台的时刻。  

林旭

  “六君子”中,惟有林旭(1875年至1898年)一人是年方弱冠的青年。

  年仅24岁的林旭(福州人),便于1898年9月5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与谭嗣同、刘光第、杨锐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办事员),参与新政。被朝中贤明赞为:“才识明敏,详究古今,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也是他,曾将光绪皇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现存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  

  刘光第

  “六君子”中,杨锐(1857年至1898年)和刘光第(1859年至1898年)两人是四川人。

  这俩人真是有缘。他们曾一同住在菜市口路南的菜市口胡同(原丞相胡同,更早为绳匠胡同),一同被湖南巡抚陈宝箴(其子陈三立,其孙陈寅恪)向光绪皇帝保荐,一同在这里的寓所被捕,又一同走向全无法律程序的刑场。

  如今菜市口胡同已经被新拓展的菜市口大街所取代。胡同中杨锐居住过的伏魔寺、刘光第宅第——29号也不见了踪影。

  ——但他们,“戊戌六君子”的国士人格、赤子襟怀、俊杰操守、英雄行为并未远去,仍与胡同与会馆与后人思念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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