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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照相馆”的荣耀和落寞
发表时间:2011-08-08  来源:都市文化报  作者:钱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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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社会变迁的风向标

  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中国照相馆的玻璃橱窗恐怕是最受人关注的橱窗之一,橱窗里摆放着3张28寸大小的标准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刘少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用金色的相框镶嵌。

  据照相馆的董事长孙秀珍回忆,几年前店里装修,她安排将这3张照片暂时收起来,以免落上尘土。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中国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这个插曲让中国照相馆的新老员工惊讶不已,他们并没想过,一块普通课桌大小的橱窗,竟会成为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他们同样不会想到,摄影师傅们透过镜头所看到、所拍下的一幕幕,会将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记录在照片上,翻开一幅幅照片的同时,也把许多已经快被忘记的故事勾活了。

  在这间照相馆的拍照间里,他们努力拍出大人物们最完美的形象,然后精雕细琢,摆进照相馆外面的玻璃橱窗,也难怪外国记者会大惊小怪,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橱窗里的照片每次更换,多半说明有什么历史事件又发生了。

  从上海到北京

  单从表面上看,中国照相馆和附近充斥着国际奢侈品牌的东方新天地,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北京饭店相比,这座小楼显得有点寒酸。入口处既没有身穿制服的服务人员,也没有巨幅的广告海报,甚至连个红地毯都没有铺。

  尽管如此平淡,这丝毫不影响无数名流走进这家照相馆。“过去你所能够想象的,基本上所有名人都来过。”一位工作人员很自豪地对记者说。

  中国照相馆没有华丽的背景,通常只是一块绿色或者红色的天鹅绒幕布,也没有高昂的化妆品,有时候就一把塑料梳子和一瓶不知名品牌的发胶。然而吸引这些名人的,只是那块名叫“中国照相”的中华老字号招牌。如今,常有路人驻足在招牌下面评论说:“看到没,这里专门给国家领导人照相的”,或者猜测说:“这儿怎么也得是个局级单位吧。”

  每每听到这样的“谣言”,中国照相馆的工会主席高里奇总会偷着乐,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红色传统。”这个红色传统,最早是在1956年开始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亲自到上海选定一家照相馆,迁到北京。当时,他所带队的动员小组,要求上海支援各类民用企业,包括理发店、洗染店和照相馆。本来,上海答应给3家中型照相馆,但私下溜达的彭市长发现了中国照相馆,在他的强力干预下,上海只能放手。

  从上海迁到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为照相馆选址。据说,是他拍板表示“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终,中国照相馆落户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来几经搬迁,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位置。

  周总理私自前来照相

  1956年12月的一个周日,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正在给一个军人拍照,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突然走了进来。他说:“当总理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讶,那位军人赶快站起来敬礼,并希望总理先照,但总理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来后到。”

  如今,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脚步。周恩来当年坐过的木质长椅就摆放在中央,为他拍摄的德国座机也放在一角,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上面还蒙了块红布,旁边是一个黑色的小皮球,相当于快门的功能。

  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总理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总理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身为姚经才小儿子姚建中解释说。

  他认为,促使周恩来选择中国照相馆的,应该是这里的技术水平,“当时北京的都特土,上海来的才洋气。”最终,这张几经周折的底片,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恩来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颖超表示,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是丈夫生前最为满意的照片,并将此作为遗像照片。如今,站在这间简陋的中国照相馆博物馆里,孙秀珍感叹说,“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第一家挂刘少奇像的照相馆

  相对于周总理的简单,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刘少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

  可能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带头”作用,后来朱德、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一时间令中国照相馆名声大振。老摄像技师高立中还记得给华国锋拍照时的情景,当时,姚经才特意跑到人民大会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张,可惜没有一张合适的,或者是头、身子不合适,或者是胳膊弯了、衣角卷了,最后只能修成一张照片,而且“谁也不敢说”。

  为高级官员拍照的这些经历,也曾给姚经才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当林彪来中国照相馆拍照时,摄影师已经轮不到这个“走资派”了。一名曾经主张将刘少奇照片摆在橱窗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写检查和挨批斗。

  如今,姚经才已经去世。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老照片时,姚建中摇了摇头,“怎么会敢有呢,有了也都烧了,这可都是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中国照相馆的照相业务已经基本瘫痪,主要任务就是“连夜复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张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价大约5毛钱。

  这一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转变。在中国照相馆工作48年的解黔云回忆,中国照相馆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报道,就率先在橱窗里恢复了刘少奇的照片,据说,这一举动让王光美极为感动。她说自己“哪儿也不去,就去中国照相馆”,直到逝世前病重,这位“中国最美的女人”每年都会来中国照相馆拍照。

  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除了身穿民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或者一身天蓝色海军服的军人,也会有身穿普通衣服的老百姓。照相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高消费,中国照相馆的客户,也不再局限于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等群体。

  “有时候,我会给农民工拍办理暂住证的照片。”解黔云说。这位高级摄像技师曾经给李素丽、张海迪、宋鱼水和侯宝林等诸多名人拍过照,他还曾经给一位盲人拍照,对方只有一只眼的视力,通过精心修复,解黔云让照片上他的双眼都炯炯有神,这位盲人的老伴捧着照片,感动得哭了。

  中国照相馆现在不再是行业潮流的引导者。据说,今年老摄像技师高立中的孙女结婚,就没有选择中国照相馆拍婚纱照。“觉得我们这儿土啊!”已经80岁的老高说,“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在他们看来我们照相馆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的照相馆曾经很辉煌,但是现如今的我们更多是坚守。”

  “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常常吃窝窝头的年代,人们把照相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为了办理一些证件,不得不照相。”解黔云表示。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照相馆照张1寸黑白照片花费0.6元,2寸的定价1.05元,当时在东单市场,5分钱就能买一堆萝卜,上好的黄花鱼才0.25元/斤。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过,拥有一张上色的彩照,对于很多人还是奢望。“价格要贵上好几倍,而且要一个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就得考虑以后几个月怎么过。”解黔云说。

  中国照相馆,除了人像摄影和婚纱摄影外,还开拓广告摄影业务。包括牡丹牌电视机的说明书、茅台酒的宣传册、甚至日本长乐牌香烟的广告,都出自中国照相馆之手。“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说起来,广告摄影部的伍佩衔很是感叹。据说,当时国外的摄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并且拥有上百盏灯,而中国照相馆只能在一间30平方米的车间里,用两三盏老旧的碘钨灯。

  不仅如此,他们连个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为一个头盔品牌做广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张日本摩托车的照片,上面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郎,几经周折才做成了这个广告。除此之外,这个部门还负责给新近来到中国的外国企业拍照。这其中包括阿尔卡特、奔驰、日本航空公司,等等。正是在这些发布会上,伍佩衔第一次见识了身穿晚礼服的外国人。

  周总理私自前来照相

  1956年12月的一个周日,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正在给一个军人拍照,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突然走了进来。他说:“当总理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讶,那位军人赶快站起来敬礼,并希望总理先照,但总理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来后到。”

  如今,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脚步。周恩来当年坐过的木质长椅就摆放在中央,为他拍摄的德国座机也放在一角,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上面还蒙了块红布,旁边是一个黑色的小皮球,相当于快门的功能。

  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总理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总理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身为姚经才小儿子姚建中解释说。

  他认为,促使周恩来选择中国照相馆的,应该是这里的技术水平,“当时北京的都特土,上海来的才洋气。”最终,这张几经周折的底片,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恩来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颖超表示,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是丈夫生前最为满意的照片,并将此作为遗像照片。如今,站在这间简陋的中国照相馆博物馆里,孙秀珍感叹说,“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第一家挂刘少奇像的照相馆

  相对于周总理的简单,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刘少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

  可能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带头”作用,后来朱德、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一时间令中国照相馆名声大振。老摄像技师高立中还记得给华国锋拍照时的情景,当时,姚经才特意跑到人民大会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张,可惜没有一张合适的,或者是头、身子不合适,或者是胳膊弯了、衣角卷了,最后只能修成一张照片,而且“谁也不敢说”。

  为高级官员拍照的这些经历,也曾给姚经才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当林彪来中国照相馆拍照时,摄影师已经轮不到这个“走资派”了。一名曾经主张将刘少奇照片摆在橱窗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写检查和挨批斗。

  如今,姚经才已经去世。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老照片时,姚建中摇了摇头,“怎么会敢有呢,有了也都烧了,这可都是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中国照相馆的照相业务已经基本瘫痪,主要任务就是“连夜复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张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价大约5毛钱。

  这一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转变。在中国照相馆工作48年的解黔云回忆,中国照相馆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报道,就率先在橱窗里恢复了刘少奇的照片,据说,这一举动让王光美极为感动。她说自己“哪儿也不去,就去中国照相馆”,直到逝世前病重,这位“中国最美的女人”每年都会来中国照相馆拍照。

  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除了身穿民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或者一身天蓝色海军服的军人,也会有身穿普通衣服的老百姓。照相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高消费,中国照相馆的客户,也不再局限于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等群体。

  “有时候,我会给农民工拍办理暂住证的照片。”解黔云说。这位高级摄像技师曾经给李素丽、张海迪、宋鱼水和侯宝林等诸多名人拍过照,他还曾经给一位盲人拍照,对方只有一只眼的视力,通过精心修复,解黔云让照片上他的双眼都炯炯有神,这位盲人的老伴捧着照片,感动得哭了。

  中国照相馆现在不再是行业潮流的引导者。据说,今年老摄像技师高立中的孙女结婚,就没有选择中国照相馆拍婚纱照。“觉得我们这儿土啊!”已经80岁的老高说,“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在他们看来我们照相馆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的照相馆曾经很辉煌,但是现如今的我们更多是坚守。”

  “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常常吃窝窝头的年代,人们把照相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为了办理一些证件,不得不照相。”解黔云表示。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照相馆照张1寸黑白照片花费0.6元,2寸的定价1.05元,当时在东单市场,5分钱就能买一堆萝卜,上好的黄花鱼才0.25元/斤。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过,拥有一张上色的彩照,对于很多人还是奢望。“价格要贵上好几倍,而且要一个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就得考虑以后几个月怎么过。”解黔云说。

  中国照相馆,除了人像摄影和婚纱摄影外,还开拓广告摄影业务。包括牡丹牌电视机的说明书、茅台酒的宣传册、甚至日本长乐牌香烟的广告,都出自中国照相馆之手。“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说起来,广告摄影部的伍佩衔很是感叹。据说,当时国外的摄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并且拥有上百盏灯,而中国照相馆只能在一间30平方米的车间里,用两三盏老旧的碘钨灯。

  不仅如此,他们连个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为一个头盔品牌做广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张日本摩托车的照片,上面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郎,几经周折才做成了这个广告。除此之外,这个部门还负责给新近来到中国的外国企业拍照。这其中包括阿尔卡特、奔驰、日本航空公司,等等。正是在这些发布会上,伍佩衔第一次见识了身穿晚礼服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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