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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国货沉浮录:中国照相馆走出老照片
发表时间:2011-08-08  来源:商界  作者: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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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捧上“国家宠儿”宝座的中国照相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仅依靠人们那一点点微薄的怀旧情绪勉强维系着生存。也正是这个经历几度沉浮的照相馆,凭借着其坚韧的毅力,毅然决然地伴随着中国走过了73年的时代变迁。

  中国照相馆总店位于王府井狗不理与全聚德的边上,招牌还是上世纪风格,门口连个红地毯也没有,装潢极素,素得让人以为是一所老学校。

  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个不起眼的照相馆,已伴随着中国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在它的历史长河里留下过印迹的全是当时的名人巨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华国锋、林彪甚至蒋介石、戴笠……

  只是,这个曾被几代中国人疯狂追捧的老相馆,在之后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中,却没有再获得更多的光环,反而是令人倍感心酸地艰辛度日。

  看它的前世今生,就像是在看一部浓缩了的中国73年巨变史,以及凝聚了几代中国照相馆人坚韧、勤劳、永不言弃的中国精神。

  腾挪跌宕 成就国家宠儿

  戴着一顶瓜皮帽,穿着缎子棉袄,左边抱着儿子,眼睛看着你,神情似有所思。

  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摄于1936年,青年的名字叫吴建屏,江苏武进人,王开照相馆的学徒。

  吴建屏一直想自立门户,那时他正与上海女子何定仪谈婚论嫁。1937年,这位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前卫的女子,变卖了从家里偷拿出来的嫁妆,与吴建屏一起盘下了静安寺路一家照相馆,并将其改名为“中国照相馆”。

  上海人开始熟悉中国照相馆,是1939年。那一年,中国照相馆获得了陈云裳(主演《木兰从军》)剧照的独家销售权,由其在橱窗里轮流摆放她的20多张剧照,顾客只要拿来相同剧照,可获赠一张20寸着色相片。很多上海人专程跑到静安寺中国照相馆橱窗前对比照片,一时好不热闹。

  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未持续多久。1942年,日军在上海展开“清乡”,十里洋场萧条一片。此时,吴建屏又不幸患上痨病,在无医可寻的凄凉境况中撒手人寰。

  所幸,中国照相馆并未死去。三年之后,抗战胜利,日本人在上海的照相馆纷纷撤离。此时,何定仪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日本人留下的富士玻璃板和绉纹纸存货全部买下。

  她动用了亡夫留下的全部身家,并借下外债。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举动,但何定仪在赵秋棠、姚经才等人的支持下毅然决断,坚持采购。这位上海女子看准的是美国大兵的钱袋——美军登陆上海后,见着这残破却尚有风韵的上海滩,无不慷慨解囊。

  事实证明,何定仪无愧于其聪颖之名,半年之内,相馆每天接待100多名美国大兵,每人每照印6张,收费竟有5美元之多。

  很快,中国照相馆营业额超过光艺、国际、大同三大上海照相馆之和,在上海滩一时风光无两。

  这样的名气博来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青睐,中国照相馆开始受邀为蒋介石、戴笠等人拍照。喜欢时髦的上海人无不跟风而至,以在中国照相馆留影为豪。

  时间的车轮走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中国照相馆的命运之船到了驾离上海之时。

  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发出号召,上海优秀服务业公司支援北京。中国照相馆更是总理钦点的搬迁企业。5月,中国照相馆骨干20余人,携全部设备迁京。

  为了让这些上海人能够扎根下来,北京给予了中国照相馆特别优待。周总理为其特批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个店位,公司体制彻底转为国有,时任总经理的姚经才月薪196元,摄像师黄日华440元。

  中国照相馆顿时成为了国家宠儿。

  乱想众生 企盼凤凰涅槃

  文革来临,中国照相馆橱窗里的婚纱照与礼服照一夜之间被撤了下来,掌舵人姚经才不得不下令将很多“不利”人物的珍贵原片焚毁,那些婚纱、带艳色儿的衣服也烧毁殆尽。

  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姚经才才迫不及待地宣布恢复婚纱摄影。

  中国照相馆恢复婚纱照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全国各地渴望拍到婚纱照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每日数百人排队抢号,一天最多照过200多对新人。当成长于黑蓝灰时代的小伙子第一次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穿上了洁白的婚纱时,心中的美意终生难忘。

  此后,北京乃至全国的照相馆风气大开,婚纱照此后数年一统北京摄影市场。

  只是,尽管对文革中失去的光阴奋力追回,这家出身于上海,曾被诩为全国最时髦的照相馆,却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不知不觉落后了。

  与很多国营企业一样,中国照相馆陷入了“国营病”。

  现任工会主席的高里奇1990年进入中国照相馆时,北京人已经占了员工中的绝大多数。新人们似乎并没有老一代那么勤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里奇对那段历史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师傅解黔云素来以管教严厉著称,徒弟洗出的片子他能淘汰一半重洗。开始他只是用铅笔画个道标示,徒弟们就用橡皮擦把铅笔道擦了。他又用圆珠笔画,‘机灵’的徒弟们就用酒精擦。他最后只有直接撕掉,而这些徒弟竟然敢于跳起来吼他。”

  家族概念的缺失,导致历史积淀消散、责任缺位,再加上国营体制下的权责不分,问题终于愈演愈烈。许多老一辈技术过硬的摄像师被其他影楼高薪挖角,人才凋零。新一辈的员工态度散漫,工作缺乏激情,服务态度更是恶劣,导致顾客大量流失。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9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中国照相馆的生意一落千丈,至1997年连续更换三届领导,均惨淡经营。与此同时,来自港台地区的新兴影楼“接管”了北京的市场,其时髦、前卫的风格,让中国照相馆更加显得保守、落后。

  内忧外患已经使中国照相馆呈现出了举步维艰的态势,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方式又再次给这个老字号企业来了个雪上加霜。时任采购经理的高里奇发现当时的彩印业务增长迅猛,照相馆里用的老设备已经不堪重负,于是提出花费30万元更换一台新式彩印机,却被领导告知需要走众多流程。打报告、市场调查、领导讨论、交上级公司领导审议,最后再做财务分析,折腾了一圈,得出的决定竟是“不行”。高里奇追问为什么不行,上面却不给任何理由。

  最不可思议的是,1993年,中国照相馆职工自筹资金2000多万元盖起了一栋当时堪称壮丽的九层经营大楼,未料几年后上级公司集团化改制,硬是打着“为国家、为集团服务”的口号收走了大楼。

  1997年8月,上级公司派来孙秀珍接管中国照相馆。

  高里奇实在有些担心,这位已近退休年龄的新上司会不会又是一个不懂业务的?

  巾帼再现 老字号复苏在望

  上任伊始,孙秀珍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把企业搞起来。她决定做两件事,一是从“国家宠儿”的神坛上走下来,二是重新审视中国照相馆的归属权。

  孙秀珍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必须得飞入寻常百姓家。

  1999年的国际老人节,航天部一位老领导在中国照相馆拍照后很满意,问解黔云能否到院里给大家服务,因为很多老专家已经走不动道了。孙秀珍知晓后,当即决定派出摄影小分队,走进社区,开展上门拍照。

  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昔日的国家宠儿,如今却也能如此谦恭!此事引起了一轮媒体热议:中国照相馆都能走出去,我们这里的怎么就走不出去呢?

  然而,外人如何能理解孙秀珍的难处。一些师傅对此暗自嘲讽,说这是要饭,孙秀珍听了气得窝火,她厉声反问:“要饭还能活下去,待家里有活路吗?”

  这次事件更是坚定了孙秀珍走第二步的决心:“必须尽快把企业变成人人的,人人才能为之前途甘愿要饭。”

  2001年,转机来了!在上级公司的许可下,中国照相馆迎来了恢复其私营性质的机会。面对上级公司提出持股51%的要求,孙秀珍这位下派干部选择了站在员工一方,要求持股70%,否则不干!

  中国照相馆又迎来一位巾帼英雄!

  开始也有不少员工认为这是国家抛弃了自己,“原来好歹也是国家职工啊!”孙秀珍只得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中国照相馆140位员工人人持有股份,总持股70%。

  改制后,员工的手脚都放开了。孙秀珍号召大家集资,抢购欧美摄影设备,启动了迟到的数码照相时代。

  走进现在的中国照相馆,你会发现它早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这里陈列着诸多一线设备:数码摄影取代了135胶片机,热裱改成了冷裱热压,暗房也改成了明室操作。

  当然,中国照相馆所拥有的资源,也确是许多私营照相馆无法比拟的。仅是它73年来积累下的品牌优势与历史底蕴,要重现昔日的盛况,并非可望不可及。单看它敢于将领袖照片摆放在橱窗中,就是他人不敢望其项背的。

  事实上,如今的中国照相馆已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顾客们又重新慕名而来,他们中有科学家茅以升、马寅初,有明星李连杰、施瓦辛格……你能想到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照相馆里几乎都有。

 

  乱想众生 企盼凤凰涅槃

  文革来临,中国照相馆橱窗里的婚纱照与礼服照一夜之间被撤了下来,掌舵人姚经才不得不下令将很多“不利”人物的珍贵原片焚毁,那些婚纱、带艳色儿的衣服也烧毁殆尽。

  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姚经才才迫不及待地宣布恢复婚纱摄影。

  中国照相馆恢复婚纱照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全国各地渴望拍到婚纱照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每日数百人排队抢号,一天最多照过200多对新人。当成长于黑蓝灰时代的小伙子第一次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穿上了洁白的婚纱时,心中的美意终生难忘。

  此后,北京乃至全国的照相馆风气大开,婚纱照此后数年一统北京摄影市场。

  只是,尽管对文革中失去的光阴奋力追回,这家出身于上海,曾被诩为全国最时髦的照相馆,却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不知不觉落后了。

  与很多国营企业一样,中国照相馆陷入了“国营病”。

  现任工会主席的高里奇1990年进入中国照相馆时,北京人已经占了员工中的绝大多数。新人们似乎并没有老一代那么勤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里奇对那段历史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师傅解黔云素来以管教严厉著称,徒弟洗出的片子他能淘汰一半重洗。开始他只是用铅笔画个道标示,徒弟们就用橡皮擦把铅笔道擦了。他又用圆珠笔画,‘机灵’的徒弟们就用酒精擦。他最后只有直接撕掉,而这些徒弟竟然敢于跳起来吼他。”

  家族概念的缺失,导致历史积淀消散、责任缺位,再加上国营体制下的权责不分,问题终于愈演愈烈。许多老一辈技术过硬的摄像师被其他影楼高薪挖角,人才凋零。新一辈的员工态度散漫,工作缺乏激情,服务态度更是恶劣,导致顾客大量流失。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9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中国照相馆的生意一落千丈,至1997年连续更换三届领导,均惨淡经营。与此同时,来自港台地区的新兴影楼“接管”了北京的市场,其时髦、前卫的风格,让中国照相馆更加显得保守、落后。

  内忧外患已经使中国照相馆呈现出了举步维艰的态势,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方式又再次给这个老字号企业来了个雪上加霜。时任采购经理的高里奇发现当时的彩印业务增长迅猛,照相馆里用的老设备已经不堪重负,于是提出花费30万元更换一台新式彩印机,却被领导告知需要走众多流程。打报告、市场调查、领导讨论、交上级公司领导审议,最后再做财务分析,折腾了一圈,得出的决定竟是“不行”。高里奇追问为什么不行,上面却不给任何理由。

  最不可思议的是,1993年,中国照相馆职工自筹资金2000多万元盖起了一栋当时堪称壮丽的九层经营大楼,未料几年后上级公司集团化改制,硬是打着“为国家、为集团服务”的口号收走了大楼。

  1997年8月,上级公司派来孙秀珍接管中国照相馆。

  高里奇实在有些担心,这位已近退休年龄的新上司会不会又是一个不懂业务的?

  巾帼再现 老字号复苏在望

  上任伊始,孙秀珍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把企业搞起来。她决定做两件事,一是从“国家宠儿”的神坛上走下来,二是重新审视中国照相馆的归属权。

  孙秀珍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必须得飞入寻常百姓家。

  1999年的国际老人节,航天部一位老领导在中国照相馆拍照后很满意,问解黔云能否到院里给大家服务,因为很多老专家已经走不动道了。孙秀珍知晓后,当即决定派出摄影小分队,走进社区,开展上门拍照。

  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昔日的国家宠儿,如今却也能如此谦恭!此事引起了一轮媒体热议:中国照相馆都能走出去,我们这里的怎么就走不出去呢?

  然而,外人如何能理解孙秀珍的难处。一些师傅对此暗自嘲讽,说这是要饭,孙秀珍听了气得窝火,她厉声反问:“要饭还能活下去,待家里有活路吗?”

  这次事件更是坚定了孙秀珍走第二步的决心:“必须尽快把企业变成人人的,人人才能为之前途甘愿要饭。”

  2001年,转机来了!在上级公司的许可下,中国照相馆迎来了恢复其私营性质的机会。面对上级公司提出持股51%的要求,孙秀珍这位下派干部选择了站在员工一方,要求持股70%,否则不干!

  中国照相馆又迎来一位巾帼英雄!

  开始也有不少员工认为这是国家抛弃了自己,“原来好歹也是国家职工啊!”孙秀珍只得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中国照相馆140位员工人人持有股份,总持股70%。

  改制后,员工的手脚都放开了。孙秀珍号召大家集资,抢购欧美摄影设备,启动了迟到的数码照相时代。

  走进现在的中国照相馆,你会发现它早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这里陈列着诸多一线设备:数码摄影取代了135胶片机,热裱改成了冷裱热压,暗房也改成了明室操作。

  当然,中国照相馆所拥有的资源,也确是许多私营照相馆无法比拟的。仅是它73年来积累下的品牌优势与历史底蕴,要重现昔日的盛况,并非可望不可及。单看它敢于将领袖照片摆放在橱窗中,就是他人不敢望其项背的。

  事实上,如今的中国照相馆已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顾客们又重新慕名而来,他们中有科学家茅以升、马寅初,有明星李连杰、施瓦辛格……你能想到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照相馆里几乎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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