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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框里,生活从黑白变多彩
发表时间:2011-08-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世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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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往左歪一点儿,下巴再抬一点儿,好,就这样,别动了!”——“咔嚓”,姚建中按下了快门,“行了,您呐,7天后取像!”

  替客人摆姿势、对焦、按快门,这一套照片的拍摄程序,中国照相馆的师傅姚建中已经轻车熟路地干了近30年。他手中的相机从最早的木式座机,变成海鸥120,又变成佳能数码。他所在的这家京城老字号照相馆也经历了兴旺、衰落,再兴旺的跌宕起伏。

  姚建中的父亲姚经才,是中国照相馆在北京的创始人之一。姚建中打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在店里玩,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父子俩从取景框里看到的变化,见证了普通百姓生活从黑白到多彩的轨迹。

  四五十年前,谁家要是有几张印有“中国照相馆摄”字样的照片,可是个稀奇事。一般家庭只有在逢年过节、结婚或孩子周岁时,才去照张像。

  最早的中国照相馆,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新中国成立后,为丰富北京的商业市场,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要上海的中国照相馆支援北京。1956年,十多位师傅拖家带口,带着全套摄影设备离开上海,来北京扎根。店址也是周总理选的,王府井南口。“那可是全北京最好的地界儿。”姚经才就是那十多位北上的师傅之一。

  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正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业。海派风格的照相馆推出的唯美人物艺术照立刻轰动京城,穿婚纱的结婚照也让北京人开了眼界。姚经才时常向儿子提起当时的热闹场面。那时,尽管照张相要破费不少,但照相馆每天人满为患。到了节假日,排队的顾客都得排到大街上。

  而让姚经才终身难忘的,是开业不久一位大人物的来访。一个周日,正在照相的姚经才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声,他从照相室跑出来一看,哎呀,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并且排在了队尾。姚经才说,“总理,您先照吧。”总理回答说,他也是一名普通顾客,也要排队,说完就和排队的老百姓唠起了家常。

  轮到周总理拍照了,姚经才一时紧张得不知道怎么拍才好。摄影师通常都要帮顾客摆布摆布,可是现在要拍总理,该怎么弄?周总理似乎看出了姚师傅的心事,主动跟他聊天,并让他放松下来。那时姚经才37岁,他一口气给周总理拍了十多张。后来周总理从中选出了最满意的一张,据说,后来他用的标准像一直是这张。

  照相馆里的热闹场面在“文革”时不复存在。“文革”期间,照相馆的业务只剩下拍证件照。

  再次热闹从1979年开始。姚建中回忆说,那一年他成了摄影师,中国照相馆也在北京恢复了婚纱照业务。

  当时一些老人担心拍婚纱照是“犯错误”,但姚经才坚持认为,照相馆的又一个春天来了。他找到一起从上海来的裁缝师傅做了3套婚纱,凭着这3套相同款式、不同尺码的婚纱,中国照相馆不仅恢复了婚纱摄影的业务,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下一天拍摄260套婚纱照的纪录。

  姚建中说,当时婚纱照一套5张,黑白的,120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如果要上色变成彩照,得花200元。

  后来,婚纱照的道具也发生了变化。姚建中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新娘手捧塑料花,清一色的短发,长裙拖地只为遮住新郎穿的不太像样的鞋。新郎买不起衬衫,穿的都是“假领”。上世纪80年代,塑料花变成了绢花,有新娘戴着自己的金银首饰,以替代照相馆提供的玻璃项链。

  好年景持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之后,港台的影楼陆续挺进北京,很快就以时尚的服饰、精美的化妆和最先进的设备,抢占了传统照相馆的市场。几十年的老字号照相馆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姚建中说,最惨的时候,员工200多人的照相馆一天才挣几十元钱,连交电费都不够。

  2001年,中国照相馆改制成股份制企业,开始在市场经济中重新定位。设备和观念焕然一新:最新的照相器材、电脑photoshop技术、不断更新的精美服装。最重要的是,照相馆放弃了过去一枝独大的想法,开始吸取影楼的长处。

  几年运转下来,中国照相馆重新焕发出生机,光北京就开了6家分店。在姚建中这些老一辈照相师傅看来,在数码相机普及的年代,在新式影楼拉走大量顾客的今天,传统老字号能起死回生,确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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