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满族人，进关后的第一位祖宗驻在正白旗，坟地在关东店。正白旗的居住地在朝阳门内大街路北，东直门内大街路南，相当于现在的北新桥地区的南部、东华门地区东北部和东四街道办事处的整个辖区。当时确定各旗驻地的原则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确定的。东方属木，金克木，金为白色，故正白、镶白二旗驻东城；西方属金，火克金，火为红色，故正红、镶红二旗驻西城；南方属火，水克火，水为兰色，故正蓝，镶蓝二旗驻崇文门和宣武门里；北方属水，土克水，土为黄色，故正黄、镶黄二旗驻德胜门和安定门内。满族人1644年来到北京时职官是6680人，兵丁120309人，二百六十多年中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家中兄弟多了，就分驻到外省驻防营或者回东北老家。总之，驻在北京城内的八旗兵丁名额不能增加，因为朝廷没有那么多份钱粮。
　　我们进关后的祖宗也算是个小头头，听我的祖父说，他在军队中就是个排长，大小也算是个官，享受七品官的待遇，进京后分得四间房，一直到清末还是四间房。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四间房住不了那么多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我的六世祖被安排到外火器营，驻到了京西蓝靛厂。在我祖父这一代，与城内正白旗本家还有来往，父亲也率我们兄弟祭过关东店的祖坟。若问我是北京什么地方人？我的祖藉是东城正白旗，出生在东城褡裢坑胡同，正白旗驻地，可算东城人。自我六世祖后我的历代祖先及父亲均驻在蓝靛厂，我幼年也曾在外火器营居住，家中六世祖以后的坟地在黄村，所以又是海淀人。
　　清代正白旗在京城有十一个汛地，旗与旗之间界限很清楚，整个北京内城就是一个大兵营。为了便于加强对皇宫的保卫，顺治五年八月辛亥，皇帝下了一道迁居令，喻户部等衙门，让 北京内城的汉民搬到外城去住。原文如下：“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劫杀枪夺，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儿时。以此光景，何日清宁。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皆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固山投充汉人不动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从城南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买卖取偿，各从其便。朕重念此迁移之苦，今特命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身于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其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顺天府及各大小衙门书办、吏役人等，若系看守仓库，原住衙门内者勿动，另住者尽行搬移。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寺庙外居住的，尽行搬移。若俗人焚香往来，日间不禁，不许留宿过夜。如有违犯，其该寺庙僧道，量事轻重问罪。著礼部仔细稽查。凡应迁徙之人，先给赏劳银两，听其徐为搬移，限以来看终搬尽。著该部传谕通知。”汉民迁到外城后，旗人八品官给房三间，护军、领催、甲兵、给房二间，其余披甲人，各一间。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海淀蓝靛厂外火器营，营房的北四旗要拆除，建成西郊飞机场及其附属用房。正白旗属拆除之列，于是祖父率全家到东四地区投奔城内本家，没想到本家早把报房胡同的房子卖了，搬到了不被人注意的东城墙根，於是我们家被介绍到北新桥褡裢坑（今属九道湾胡同）胡同租房居住。
　　1941年3月1日，我出生在褡裢坑胡同40号，祖父是位不愿在日伪时期抛头露面的评书艺人，父亲在一家印刷厂当业务经理，日常生活尚能维持。祖父因赋闲在家，天天热衷于去天主教东堂，通过参加宗教胡同与城内本家也有一些联系，所以自我记事起，对东四一带满族人的生活有些记忆。现在我已年过六旬，忽然觉得过去无意中听说，或者老人们有意向自己传述的内容还有些社会认识价值，零乱地记录在这里。
　　1、关于家族。我家是满洲八旗兵的后裔，自我记事时起周围邻居都说我家是“旗人”。我祖父是吃过钱粮裳的马甲兵，我父亲14岁那一年赶上军阀徐树铮调外火器营的八旗兵去外家，我大伯父赵秉仁带着我的父亲连夜向南苑跑，投奔驻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未被录用，于是又跑到城内当了印刷厂学徒。父亲一天钱粮也没拿过，因为他个子高，也要登记应征。有人说旗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份钱粮，大概是与宗室弄混了。宗室爱新觉罗氏，是皇族，系黄带子。凡入玉牒者，男丁有一份鸾驾，一般旗人只能兵丁有了空缺，经过考试才能得到补缺，不经挑缺是得不到钱粮的。黄带子是皇族，以镶蓝旗宗室人最多。有人以为正黄旗、镶黄旗宗室人最多，实际上，王爷均在下五旗，上三旗中宗室并不多。有人以为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为最高，是“上三旗”，正黄旗的旗人就是黄带子，这是把黄带子与正黄旗弄混了。一个是血统身份，一个是军队编制，二者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正红旗是高的，这是把正红旗和红带子弄混了。红带子是“觉罗”氏，与努尔哈赤是同一家族，拿半份鸾价。我家是伊尔根觉罗氏，家谱记载是凡察之后，与其他旗人完全一样。伊尔根觉罗是我家满族老姓，满语叫“哈拉”。我常听祖父与其他老旗人见面时拉家常，经常问：“你是哪个哈拉的？”后来才知道这是问您家满族老姓是什么？据说满族有八大姓氏：“佟、关、马、索、舒、富、那、郎”。这八大姓译成满语是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费莫）氏、索绰罗氏、舒穆禄氏、富察氏、叶赫那拉氏、纽钴禄氏。老姓后半部叫“觉罗”的除伊尔根觉罗氏还有舒舒觉罗氏、西林觉罗氏、通颜觉罗氏，这几个姓氏在历史上的名人和总的人数也不算少，不知为什么没被列为大姓之一。有人说，你们也属“觉罗”，只是与努尔哈赤这一支血缘距离太远了，但也不能列为大姓，因为“八大姓”中不含爱新觉罗、觉罗和完颜氏。完颜是金朝皇族后裔，寇汉姓时可以为：王、汪、金。据王佐贤先生对我说，著名北京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是完颜氏，他家寇汉姓为金，是金朝后裔的意思。
　　2、关于节庆文化。我家的祖居原在报房胡同，辛亥革命后城内本家破落后搬到了东四地区椅子胡同，因与褡裢坑胡同相距不远，所以来往较多。在老人们来往和交谈中，我觉得满族人在风俗上有许多自己的特点。第一是节日特别多，“九九”过后有个“柳树节”，妇女要结伴出城门给大树系红布条许愿，据说是为了感谢佛陀妈妈。京东金盏有棵妈妈树最有名，因为太远去不了，只好向菱角坑附近的柳树行礼了。农历二月初一叫“吃肉节”，城内的本家均要聚一次会“吃”一次，没的可吃煮点五香豆也要聚会，为的是家族团聚。农历六月初六叫“天贶节”，以往是各家“亮宝”的日子，谁家有什么新鲜物件拿出来让大家共赏，也是为了联络亲友感情。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要放河灯，奏音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2日正值中元节，我当时仅仅4岁半，也随着全家人拿着自制的花灯参加了全市自发的庆祝抗战胜利的大游行，使我终生难忘。冬至叫天令节，家家要吃馄饨，煮豌豆，大人孩子一块吃，叫结缘豆。冬至这一天当家的老人要给小辈的人送“福”字。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节，这时天气已经冷了，屋里已升起了火。大人孩子在下元节的前三天就开始过“暖炉会”了，人们认为在这一天屋内装炉子，不会着火，不会中煤气，因为有水官保佑。暖炉会又叫“忍冬会”，冬天天黑得早，屋内又暖和，老人们在这时开始给子孙们说古。下元节据说是水官的生日，满族人说自己走水运，因此是个亲水的民族。满族人建的清朝的“清”有三点水、满族的“满”字有三点水。满族原来叫女真，天聪九年（19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宣布改称满洲。下元节前三天是满族人正式定名“满洲”的纪念日，在历史上是祭祀先人的日子，到下元节达到高溯。下元节为水官解厄之日，十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三天，均禁止宰杀渔猎。由于清廷也认为自己是“水”运，所以对水官非常重视，清乾隆年间北京有30多座三官庙，每逢三元节，旗人们都要去拜三官，忏悔罪过，祈祷免灾，素食三天，叫“三官素”。朝内大街西头路北，原来有个大庙叫“大慈延福宫”，俗称“三官庙”，在正白旗辖区内，是座大庙。听说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在这儿抽了个“下下签”，结果明朝还真亡了，三官庙的香火了就不旺了。八旗官兵每年十月十五要祭三官，乾隆皇帝下旨重修三官庙。现在满族人不过下元节了，辽宁的满族同胞把十月十三日这一天叫“颁金节”，成了满族命名的纪念日，现在北京的满族人每年在这一天也有联谊活动。
　　3、关于民间游戏。满族人有非常丰富的游戏项目，1984年市民委作民间传统体育调查时全市收集到民间体育游戏一百多项，至少一半以上与满族人有关。在所有民间游戏中，耍拐最具游猎民族的特色分布也比较普遍。
 　　耍拐，在老北京东四地区几乎男孩女孩都会玩。耍拐，这“拐”是羊的膝盖骨，满语叫“嘎什哈”。拐呈长方形，四面凹凸不平，依照呈现的形状分别叫“耳”、“轮”、“坑”、“背”。把“拐”煮洗干净后染成红、绿、紫、黄不同颜色。过去大部分人家均是自己染衣服，用的颜料牌号叫“爱耳染色”，布料在染色盆中煮沸一段时间后，还要用清水投洗，乘下的废染料汤就可以用来煮拐，拿出凉干后就可以玩了。耍拐可以在桌子上玩，也可以在炕上玩，只要是硬平面就可以。玩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叫弹拐，参加游戏者2-3人，所耍的拐数不限，只要每人所参赛的拐数相同就可以。游戏开始时第一选手把拐拿起来一下撒在场地上，然后找一个位置合适的拐用食指弹向另一个落地形状与已相同的拐。若击中，被击中的拐可以成为自己的“战利品”，若击不中，或者在做弹拐动作时自己的手或者弹出的拐与其它拐相撞，均算失利，然后由第二选手重新撒拐进行弹拐。如此依序进行，把所有的拐均“弹”完为止，以收获多者胜。第二种叫抓拐，把拐撒扔开后，找一个零散抛在外的拐当“子儿”，将其向空中抛起，再立即用同一支手将两个或三个搁置状态相同的抓在手里，然后接住抛起的拐，算完成了一个动作。把地上所有拐抓完后为一局。抓拐过程中不许碰到其它的拐。依次玩下去，以抓到多者胜。第三种叫耍拐，参赛者2-4人，共同玩一付拐，每付拐4枚，另加一个小布包。玩的时候先把拐撒开，按照耳、轮、坑、背的顺序来耍，每完成一局积1分，以积分多者为胜。如选手甲先耍，把4枚拐扔撒开后，其中有一枚是耳，二枚是轮，一枚是坑，他需要把包扔起，在扔起的包在空中这一刹那，迅速用同一只手把其余3枚均摆放成耳的状态，一次完成不了可以用2次，3次，把4枚全摆放成耳状后，然后一次抓起。完成“耳”后，再重新抛撒，进行“轮”的一场，4面均完成后，叫一局。只要在耍的过程中不犯规，就可以继续耍下去，在同一时间里，以得胜局多者胜。
　　经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东城区的老北京人，你说北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有三条：一是善於当“主人”。我之所以把主人二字加上个引号，因为这个主人既不是有钱的东道主，又不是有权的执政者，而是没钱没权的看门人，守护者，所以不管谁来，都能热心接待，他们的财富就是对北京熟悉，有感情。只要有人在街上问路，老北京人总会给你热心指点。这正如我们看京剧，京剧虽然姓“京”，但舞台上凡是威严人物，全说湖广音，有腔有韵的外地话；如果那个角色是一口京腔，不是小人物就是少数民族，弄不好就是位太监。二是乐于谈家常。北京人是聊天的能手，可惜大多是述而不作，描写北京风土人情的书大多数均是外地来京的人写的，虽然均精彩，但少有街头巷尾人们侃大山的韵味。北京人心胸坦白，少有自我保护意识，不懂沉默是金，又不知所说的话记下来就是散文，所以当官的和写文章的人少。三是总有社会责任感。别看老北京人当官的少，但能评论天下大事的人很多。旧社会许多茶馆都要贴出“莫论国事”，就是怕这些有“忧虑感”的北京人给自己惹出事来。北京人这种政治责任心在儿童游戏中也能体现出来。抽陀螺在明代北京就有，在全国也很流行。到了近代北京，儿童们抽陀螺也能抽出花来跟国家大事联系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小孩们一边用鞭子抽陀螺一边喊：“抽汉奸，打汉奸，杂合面，卖一千；抽汉奸，抽不转，杂合面，卖一万！”解放后，又兴起了跳皮筋，20世纪50年代初期儿童们一边跳皮筋一边唱：“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当我向国外朋友介绍北京童谣，谈到这些内容时，他们有的捂起耳朵做吃惊状：“哎呀，太可怕了，为什么让天真的儿童唱这么强的政治歌谣呀！”我很坦然地说：“对不起，这就是北京。虽是平头百姓，但为天下大事着急，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无法回避它。”
　　习俗是一个伟大而又神密的力量，我们应当尊重、研究。民俗是人们生活的状态，是民族文化身份的体现，我们从前人的习俗中可以悟解许多东西，令人深思。
　　
　　千 总：
　　千总一词来源于金代，是女真语猛安的汉译，为世袭军职。元代相沿，其军制设千户为“千夫之长”，统兵700以上称上千户所。“千户”在元代为一所的长官。明代立国后，凡交通枢纽，重要城镇设卫，每卫统辖5个千户所，带兵1120人。清代实行军政一体的八旗制度，千总属于外派武职官员。守御所千总从五品、门千总和营千总为从六品、外委吉总为正八品、外委千总为正九品。按清朝定制，外委千总一般为正八品，最高为六品，因彭姓千总是其他各姓千总之首，可以官居七品，由本家族（穆昆）中选任有威望者担当，每位千总年领米48斛，银24两，每名在编鹰手（拜唐阿）年领米24斛，银20两。汤河川千总属清廷内务府镶黄旗都虞司衙门管辖，每月要到紫禁城景运门交猎物。千总除管理鹰手营、长哨营、胭脂营的日常事务外，皇帝去承德或内蒙时还要到密云行宫充差或到归化城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