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鹏

　　80年代后期，我20出头，开始读胡适、秋郎（谢冰心称梁实秋为“秋郎”）的书，颇觉知识分子情味；其中也读到了冯友兰与钱宾四，不想接下来，钱、冯二先生便成了我精神价值建立的导师。而初读钱宾四先生的《中国文化论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论语新解》，深为先生的的人品、学养、气度所打动，先生醇厚的人文气质、笃实的家国情怀、故仁人君子懿范，我愿长叩先生门下，先生仁者，寿95而终，那时我已懂事，惜不能见先生面。

　　（《国史大纲》初读书名，既已向往，当时大陆商务印书馆尚未复出此书。一次，在琉璃厂邃古阁见到民国版书，要价将200元，相当我那时一月工资。后商务重印，遂忙购此书。这本书与冯友兰四十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是我常送友人的厚重礼物。）

　　《国史大纲》为钱宾四先生撰写于37年后抗战军兴时期，先生避难于西南后方，手头并无过多资料文献，依凭记忆完成。本书前言写“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先生之情怀，至今后人读此无不怦然心动。“温情与敬意”是抗战时期、更是中国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即中国积弱积贫的一百多年期间）、仍可以是至于今日，国人的应当抱有的爱国之心。它的思想出处可以理解为，如《孝经》中所称道的“孝”本义就是“爱”与“敬”。中国文化基础于人伦之上，“保本返始”、“敬天法祖”是中国人的初心；将“爱”与“敬”延伸于社会，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仁”即为“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这是和谐社会的道德与价值担当，《孝经》谓为“至德要道”。有人伦之“爱”与“敬”的存在，就有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它使中国文化历5000年而不绝。中国号称“礼乐之邦”礼乐文明同样是源于“爱”与“敬”的意义，礼是有序、是敬意，乐的情感是美、善，也是爱，礼乐文明所以“至中和”，亦无不是“温情与敬意”的内涵。《国史大纲》本质境界就是钱先生的治学的理想与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担当。先生治史是充满人文精神的历史。

　　我们先前所读中国史，皆是先设定一框架，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将政治、经济、文化条文依此填充；各朝代起于农民起义，又终于农民起义。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现诸多东西文化交流，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的历史，也往往以偏概全，僵化套用其它民族的经验而显得不合水土；那时我心期望能有一部真正中国历史可以依循，我找到的正是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即今日再读，仍觉合于时下“新时代”诸多话语表达。

　　民国期间，学术兴旺，思想争鸣，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倍出，如胡适之主张的西化，顾颉刚的疑古，等等；钱先生当时显然并不主流，然他的学术也颇具那个时代的意义。他对《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朱子新学案》、清《近三百年学术》都有专书，曾广泛深入的研究，先生治学不脱离历代学术的渊流，实具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国史大纲》中他秉承了王国维的二元证据法，如首章“中国华夏文化之发端”，即将民国以来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比对印证，以求历史实际。先生治史，遵循孔子《春秋》、史迁（即太史公司马迁）《史记》的信史态度，从不涉虚诞，取材严谨。先生熟悉地理，古今地名变迁，一一道来，使你不觉历史是遥远的天外事，仿佛近在眼前；先生博引群经，细数家珍，他在你也似曾熟悉的文献经典中查找资料，串联原委，解读因果，使你读起来津津有味，亲切而豁然开朗。钱先生讲的是活学问，不是死问题，他的角度观点又是那么直指当下，他是以中国人的角度谈中国史。此后钱先生又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专著。

　　钱宾四先生生不逢时，他一生历尽国家的战乱动荡，1949年后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受到港英的排挤（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寿终于台湾，遭逢民进党“去中国化”叫嚣。钱宾四先生生得其志，他不仅一生学术成就丰硕，名满天下；他在一个全面西化的国际大环境下，独树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他本身就是天下观、历史观中的一竖标杆，一盏航灯，他的思想价值逐渐更会为中国人所发现、推崇，他坚守的文化责任在世界上愈来愈成为一种话语发生作用。

　　中国向来是一个历史感比较强的国家，有人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文化是活态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在历史中积累继承越多，越能够借助于历史而产生新命，与时俱进，这是钱先生与今天的读者最契合的情怀。

　　201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