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来过深圳，电子部邀请我到康佳采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深圳神话》，后来获得大赛一等奖。当时，和康佳高层座谈，他们告诉我，康佳的情况非常好，每年有几千台电视机境外销售，只要产出就行，不愁销路。我给他们出个主意：即使这样，也要看将来，深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桥头堡，将来会在全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你们应该到北方去做广告、去发展，我觉得你们的天地会在全国，不仅仅局限在深圳，满足于对港澳台供货。几个老总被说愣了，他们没想到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真的吸纳了我的建议。现在，康佳成为中国的名牌，我也挺骄傲，也算为深圳做过贡献。

　　21年没来深圳，听电视台王萍女士告诉我，现在深圳已经变成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北京常驻人口1600万，专家测算北京市能容纳最多人口是1700万。深圳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装下了1200万人口，真像神话。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生、各种各样的奋斗。这么多年，有人成功、有人发财、有人生活已经安定、还有人可能刚来正在打拼，这么丰富多彩的人生，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怎么对待金钱？怎么对待财富？20多年前，深圳以深圳精神、深圳效率、深圳速度赢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和尊敬，深圳人非常自豪。今天，深圳人的品质和内地人的品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我刚才的路上还跟王萍女士说，钱赚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好像就差不多了，生活节奏可以慢下来，去追求健康,追求比较安定的生活了,不一定非要一直往前走，老是处在打拼状态。因为健康和生活质量好像更重要。而王萍女士告诉我，深圳朋友说：“这是内地的想法。我们到深圳来，就是打拼来了，要不然为什么到深圳？”这两种生活态度,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重要？或者说没有绝对的正确或者错误吧。

　　改革开放28年，深圳发生了巨变,全国也发生了巨变,社会财富极大地增加了，无论海外的报道,还是自己的感觉,中国人真的有钱了，不像过去那么贫寒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个城市的人比较有钱、比较富有,但我们怎样对待财富？过去, 中国人太穷，为追求财富而积累财富，几千年都是这样。我们听过很多故事，比如地主老财有了钱，就把钱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这种方式可能几百年、几千年了。现在，包括北京、深圳，已经开始进入消化财富,或者享受财富阶段。比如买车、买房子、买健康等等方面，除了这些，还有大房子、高级车，等等。我们还想买什么？大家思索过这个问题没有？李嘉诚先生有一句话，他说：“富贵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它有两个含义，富是富，贵是贵，一个人可能很富，但他不见得贵。”我认为他说得真好! 那么, 怎样生活才能富贵？怎样生活才能高贵、有品位？虽然深圳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大家都有钱，生活得也非常好，但还有一个大背景，请大家也听听：作为记者，我在全国走了不少地方。上个月我去贵州采访，那里还很穷，比如，苗族、布依族、水族，我到他们的山寨去，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木头和竹子搭建起来的竹楼，你进去之后会看到地上有一个很破的席子，猪和鸡都在屋子里面乱跑，人就在那里睡觉。那种贫穷让你惊心动魄。我想我们时刻不应该忘记这个大的背景：第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第二、还有7000多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第三、自然资源已经严重不足，加上今年我国气候不正常，大概有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没有工作，还在各个城市漂来漂去。

　　去年，我给上海一家报纸，写了一篇有关财富观的文章《做个平民有多难》。平民的定义历经沧桑，古今中外凡是在大革命时期，“平民”都是褒义词，包括法国大革命、中国的“文革”，作为贫民，在那个时候的地位都是很高的。到了太平盛世，好像平民就显得“掉价”了，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贵族、或者是有钱人。我呢，还是愿意坚持平民立场，觉得绝大多数人还都是平民，所以，应该思考怎样用平民态度来生活得更好。我写这篇《做个平民有多难》，故意写的比较通俗，举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文章引起强烈反响。除了网上争论，我接到几百封来信、来电，大家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坚持骑自行车上班，按理说我的工作也不差，收入虽比不上大家，但也可以，为什么没买汽车？北京的王府井是金街，我住银街，离王府井也就五分钟，那里整天堵车。比如，我去人民大会堂有五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步行，40分钟到达；二是骑自行车，15分钟到达；三是坐公交车，30分钟—40分钟；如果打的士，15—20分钟，因为右转弯比较顺，但回来打不到的士，长安街上不准空出租车行驶，必须到前门才有车可打。因为我家住东单北大街，东单路口不准左转弯，必须绕道二环，然后到建国门回来。长安街和深圳一样，总堵车，有时候红绿灯都挡不住车流。如果我打车去，回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准，坐私家车都是如此。所以，最方便是骑自行车，做了20多年记者，我也骑了20多年的车。

　　长安街比较宽，春、夏、秋季节在长安街骑自行车非常舒服。记得10多年前，有一次，邓小平宴请爱波斯坦，我就是骑车去的，那个时候还让骑自行车，自行车还可以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小树林里。但现在社会风气变了，到人民大会堂非常麻烦。别说你骑自行车去，就是你汽车破一点警卫都不让你进去。那次坐新华社朋友的车，那是个两个开门的车，警卫不让我们进，嫌我们的车太破。后来，我们把记者证拿出来，他说：“你们进去赶紧走。”意思是这个车太破了，会影响人民大会堂的形象。现在我骑自行车，他更不让我进去了。

　　有一次，400人的会，就我一个骑自行车。我想从正对着天安门广场的门进去，警卫不让我，我不服气，守在门口，看看400人的大会是不是就我一个骑自行车。可是，等到开会的时候，还真是就我一个骑自行车。我觉得奇怪，怎么大家或者打车，或者坐私家车，或者坐单位车，都是高级车，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变了。那一瞬间，我比较虚荣了，怕见熟人，因为开会都是熟人、文化界的人。我躲在小树林里，和警卫说：“我把自行车放在树林的后面，你帮我看着。”他说：“不行，我们这不让放自行车。”我说：“那我的车放哪？”他想了半天说：“你放中央公园那边。”我说：“来不及了，要开会了。”后来，他说：“那你放到后面去。”我就放在最里面，他们也看不见，我就进去了。从那以后，为了方便，我每次还骑自行车去，因为其他方式实在不方便，但每次去时，快到人民大会堂，我就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熟人，没有熟人的话我就绕到后面去了。人民大会堂后面有一个小树林，那里可以放自行车，没有人的话赶紧停那，然后赶快离开，拿出请柬往里走。

　　像这种虚荣心，我也反思过，除了社会变化外，对财富、对金钱，整个社会可能都产生了一种困惑。社会风气的转变，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对我这样的知识女性来说，都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压力，那么对孩子们产生的压力、困惑和诱惑，可能更强烈。商业大潮滚滚滔滔、铺天盖地，甚至能把人淹没在灯红酒绿里，对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大学同学的孩子，今年上大三，功课非常好，考上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女孩学习非常刻苦，但生活高标准，她所有的东西必须是名牌，她没有品牌衣服、名牌书包宁肯不出门。我认为好孩子、专心学习的孩子对生活不讲究，在学校不是和人家比生活，而是比学习，我比较传统。我的同学说：“你的观念太落后了！你不知道，像我女儿这样的孩子已经是最好的孩子了，我为什么在吃、穿、用各种名牌上满足她？学校里孩子们互相攀比，你不满足她，会产生自卑感，将来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的女儿几年前去英国留学，第一年回国探亲，我发现她的变化特别大，我看她花钱都眼晕。我从小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觉得也见过世面，可在女儿眼里是“老土”。有一天，他拎出一个亮闪闪的小包，特别精致，然后给我朗诵一句外文，我想可能是品牌名称，她告诉我：“这个小包值人民币4000块钱。”

　　那是三年前，使我特别惊讶。随后，她不慌不忙从里面拿出一个钱包，她说：“这是一套，还包括一个钱包呢。”

　　我说：“这也太贵了，你是一个学生，你不应该追求这种东西，我送你到国外学习去，不是让你去享受资本主义高级的生活，我希望你好好的学习，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学习上向高标准看齐，你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好风气保持好，怎么把资本主义的奢靡之风给学来了？”

　　我还没说完呢，她就和我急了，她说：“我没有奢侈，我就是喜欢名牌的东西，而且这是我自己打工的钱挣的。”

　　后来，我也和她急了，我不缺这个钱，但我绝对不会花4000多块钱买这个包。然后我们发生冲突，打打停停。还有一次，她要买晚礼服，当时她才19岁，我说：“你买晚礼服干什么啊？”

　　她说：“我们在英国开聚会的时候，英国的学生和别的国家的学生都穿着非常的正式，打扮的非常好，就中国孩子穿得乱七八糟，我觉得给中国人丢脸。”

　　我说：“我怎么不信呢？你不是学生吗？学生的观念不是功课吗？你功课好了，学习好了，谁敢小看你？如果你功课不好，人家不还是看不起你吗？我认为中国学生不是穿得好，外国人就看得起你们。”后来，她又和我急，然后向姥爷、姥姥告状去了。我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完全站在女儿一边，还教导我说：“英国有英国的生活方式，你别老拿你自己认为的标准去衡量它，现在孩子长大了，你就应该满足她。”于是，家里形成1：3的联盟，没有办法，我带她去王府井百货商场、大厦转了转，确实有很多晚礼服，红的、绿的什么都有，袒胸露背都是成熟女性的服装，不是学生的服装。我说服她小小年龄的学生根本不能穿这个，结果女儿根本不理我，特别兴奋，不厌其烦的换这个，换那个。当时，我压住怒火尽量与她沟通，想不成为老土，跟上时代潮流。后来，女儿对我说，得买两套，一个红的、一个黑的，红的要在什么场合穿，黑的要在什么场合穿。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我也没说什么，转身回家了，把女儿扔在那里。我觉得社会怎么变成这样？真的特别困惑，不知道我是对还是错？女儿回家后就和我急了，她说：“你怎么那么跟不上时代潮流啊？你还是北京人呢？你还是知识分子呢？你还号称大报的记者呢？你就是这样的观念啊？”

　　当时，我心里直哆嗦，不知道是自己僵化，还是保守。我常常困惑，像我这么僵化、这么保守，满大街的东西卖给谁？国民经济还发展不发展？GDP还增长不增长？前几年，喊拉动消费、超前消费，扩大内需，如果全国的人都像我这么保守，都不敢朝前消费的话，那么国家还发展不发展？现在不是有很多信用卡，你可以先消费，然后你再按期偿还。有一个名词“卡奴”，全世界都有。如果说我保守，那社会主义也好、初级阶段也好，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穿裘皮，打高尔夫球，往这个方向发展吗？我脑子一片混乱，可心里还有另外的声音： “一粥一饭，当之来之不易。”；“财有限，费用无限，当量入为出。”；还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觉得这种传统的观念非常不错，为什么今天不能坚持？生活好了，为什么不能坚持？

　　前些日子，去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条件非常简陋，老师一个月只挣几百块钱，学生全都是农民工孩子，或者是北京下层的孩子，生活非常艰苦，可能教育也不规范。北京市现在取缔他们，把打工子弟学校并入公家学校，遇到困难，一是公立学校不欢迎，不愿意接受他们，觉得资源有限，接受打工子弟学校进来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打工子弟也不愿意到公立学校去，因为费用比较高，被城里孩子歧视。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心里想，别看你们现在比我们有钱，但我们的孩子能吃苦，比你们懂得生活，10年以后我们再看，你们肯定比不上我们。

　　北京打工的工人一个月挣4、5百块钱。前些日子，贫困大学生参加全国征文，那一篇一篇文章真的非常惊人，平常连饭都吃不上，有的女生经常一个礼拜6个馒头对点水充饥。虽然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指数，当时排第2位，好像平均指数是1.43，我们是第二位。2004年，除了拉丁美洲外，我们倒数第二位，许多社会问题，引起我们对生活、对金钱的思考。

　　第一，坚持节约，坚持珍惜东西。比如，我真的不能容忍浪费粮食、每次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公款也好、私款也好，剩下的东西我都要求大家打包回去，不要浪费。前几年，披露朱总理去安徽检查粮食，有关部门报告说粮食生产的多没地方消化了，朱总理特别兴奋。在他去安徽前三天，粮食局把周边所有的粮食都调到那个地方，装满所有的仓库。朱总理看了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的粮食太多了，想想怎么消化粮食，比如说给它做成附属加工品，朱总理真的被欺骗了。我们13亿人口，土地和美国差不多，但美国基本是平原，而且河流特别多，自然条件比我们好多了。美国将近3亿人，而我们是13亿人，我们的自然环境非常差，西部全是山、戈壁，除了东南是鱼米之乡，中原地区的粮食，好的年景可以自足，四川西部还可以，如果其他地区缺粮，往外调运，真正的粮仓在东北，但总体看我国的粮食不够吃，中国进口加拿大的小麦，我们能做到自给不足就不错了。

　　有一次，朋友对我说：“你太落后了，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粮食不值钱、最便宜。”我说：“最不值钱的东西，最普通的东西也是生存基础的东西，永远不能浪费粮食，我觉得这一点我能做到。”

　　第二，要求自己节俭，不乱花一分钱。一般女人都有一点毛病，一上街脑子就乱，喜欢什么买什么，不管有用没用买一大堆，回家往柜子里一塞，等落满土再扔出去。很多女士、小姐和我一样，衣服已经多的穿不完了，但还要买，我告诫自己不要犯这种错误，今天穿的也不差，不是贫下中农，觉得有用就买，不要图虚荣。

　　第三，坚持自己的审美立场，不随波逐流，也不赶时髦。什么是一个女人或者男人的美呢？我觉得是品位。什么是高雅的品位呢？我觉得装扮尽可能求其本真、自然得体。比如，上千万的首饰，不符合你的财富、气质、社会背景，不会显示出光彩，也可能会露出雕琢的痕迹。如果一件T恤衫、一条裤子可能把你的万种风情表现出来。大家知道著名作家张杰，现在70岁了，每次出来都非常动人，包括很多外国记者、朋友非常赞赏他，张杰告诉我说：“我从来不买名牌东西，而且不买特别贵的衣服。”其实，装扮的好，不是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就能装扮好，我觉得一个人主要还是修炼自己，显出自己的气质，可能比较好。

　　第四，要求自己做到不虚荣。年轻的时候我比较注意这点。那时，文革失学，我16岁到工厂做工，那个厂里有好几千名轻工，我的家庭条件较好，有的家庭特别贫困。70年代，社会普遍贫穷，我们车间有很多男工、女工，宁愿天天吃窝窝头、就咸菜，攒钱买的确凉衬衫，买蛤蟆镜，穿牛仔裤在厂区招摇，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理解他们，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炫耀，这个也是吸引别人眼球，可能会通过这个寻找到好的婚姻。但我还是追求读书学习，包括补上初中、高中的数学。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南开大学。所以，追求吃喝玩乐，不应该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听说深圳的学习风气特别浓，都在学各种知识，包括各个年龄层次的人，这点非常好，我们北京人、包括全国的人都应该向你们学习。

　　第五，要求自己廉洁，不贪不占。前几年，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某报社的同学问我：“你每月能拿多少钱？”

　　我说：“2000多块钱吧？”

　　他冷笑一声说：“这说明你没混好！”

　　我就问他：“怎么叫没混好，混好是什么概念？”

　　他说：“在北京新闻界，一个月不混下1万块钱，你太白痴了。”

　　我有些愕然，我说：“你们报社每个月可以给你1万块钱？”现在有很多新闻单位可以给到1万块钱。

　　他当时笑了，不加掩饰说：“韩小蕙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还在大报主持副刊？”我明白，他们是拿版面换钱。我搞副刊这么长时间，一次没搞过这种事，我用不着，也不屑搞这种事。

　　人人都是欲望的动物。我看到朋友住大房子，满墙是高档壁画，也挺羡慕。我也喜欢珠宝，喜欢香水，喜欢高档东西，也喜欢逛豪华大商场，愿意上农贸市场晃悠。但有个前提，我必须花自己问心无愧挣来的钱。像我主持一个版面，如果弄钱，也不是不能弄，但我不追求这个，为了钱做非法事，我觉得心里不安。很多贪官捞了几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当时很得意，入狱后会非常后悔。有的没被查出来，今天生活好了，他会很后悔良心不安，觉得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几万块钱何必做这个事呢？一个人生活的宁静，生活的满足，生活的有品位，我觉得很重要。如果天天上五星级宾馆，天天打高尔夫球，或者高消费，我还没时间。我觉得天天忙来忙去采访、工作，有时候跟女儿逛街，也挺好，活得挺满足。

　　2003年我去美国，接触上百位美国华人，有改革开放前去的，有最近几年新移民，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我差不多，也是知识分子。我和他们说：“你看，我们一天三餐，有鱼、有肉、有水果、有各种零食，我吃东西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唯一负担是怕吃多，增加三高。我想运动，可以去北海、景山等公园，可以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也可以采访、编辑稿件，有永远做不完的事。业余生活读报、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聚会，生活比较随心所欲。看见喜欢的衣服可以买，看见比较好的香水也可以买，然后春夏秋冬都有旅游的机会。还可以经常和各层次的作家、学者交流。所有这些加起来，生活得挺好。我们没有离开大陆的人，心态放松，没有你们那种生活压力。”他们听得点头感叹。三年前，还不像现在，现在很多人成了海归派，无论工作机会，还是生活，比他们在海外打拼好得多。

　　我问回国创业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你们比我们多些什么？又少些什么呢？”他们想来想去，有几句话互相重复，他们说：“国外的空气比北京好！吃的东西比北京稍微好一点。因为北京的蔬菜、水果可能污染较多，农药较多。”然后，他们再想不出还能比我们多什么。我问：“你们比我们少什么？”

　　他们马上说：“我们缺少交流，大家平常忙挣钱，连亲人间都很少交流，过年互相打个电话算不错。”他们很孤独，这一点让他们受不了。很多年轻人成功以后，买了房、挣了钱再把父母接过去，结果，父母呆上半年、一年后，又回国了，不愿意在那呆，因为没有社会交流，特别孤独。人说实在的，吃什么、穿什么不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人心灵的丰富、心灵的交流非常重要。

　　有朋友告诉我：“深圳做义工和献血按比例，在全国第一位。”我很惊讶，他解释说：“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深圳30年前是个渔村，也就是移民城市，来了后大家都忙于生计，各自间的横向联系不多，表面上的接触也不多，平常社会交往、社会聚会也不多，其实，深圳人非常需要交流，尤其心灵和精神的交流。当生活提供一定的满足，这种交流非常多。深圳人内心里愿意为公益事业和为别人做一点事，所以，表现在献血，表现在做义工，表现在这种公益性的爱心上。”我非常理解，也对深圳人这一点表示由衷敬意。

　　我总结自己的财富观有5条“金原则”：第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第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三，“能挣能花，视金钱如粪土”；第四，“成由勤俭败由奢华”；第五，“平民立场，简单生活，奉献人类。”

　　当然，这是我的标准，我努力地往这方面做，做到自己的心情非常愉快，比挣几百万、几千万还让我愉快。钱挣多了，是银行存折零数字的不断增加，不代表生活质量提高，不代表精神升华，不代表心灵高贵，所以，人在解决温饱生活以后，可能会想这些问题。

　　想多谈一些我们面对的社会环境。这几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国际地位也在提高。200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很少看到中国人，记得在大学区里，看到一个中国人和我们说中文，还激动了半天，觉得可见到了同胞。今年6月，我又一次去美国，前后不到3年时间，我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成群的中国人在美国旅游。虽然中美旅游还没有正式开放，你到美国一点都不用害怕，走到哪儿都有人和你说汉语。我到好莱坞星光大道参观，许多中国人在那照相，都说中文，包括港台人，说明我们的国力真的增强，中国人真的有钱旅游了。去美国算什么？1万多块钱就去了，而且玩的非常高兴。让我感到吃惊的一件事，在好莱坞最好的商店，我买奥斯卡金像奖的小人，黑人小伙子等我买完后，一共和我说了4句汉语：“你好、谢谢、欢迎再来、再见。”因为中国人去得太多，他不得不学中国话，所以说我们的经济实力确实提高了。

　　1995年，我去陕西采访皇帝陵，从西安到皇帝陵很远，给我派了一部吉普车，而1999年我又去皇帝陵，这次全部是考斯特，连陕西穷省都可以这样，说明中国真的有钱了。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日本的四分之三，别太小看中国。”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变化非常大，但我想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温家宝总理前些日子去看季羡林先生，季先生说：“我们不能光发展经济，我们光重视理工，我们还要重视文科建设，重视文化，重视精神。”

　　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品质，勤劳勇敢、智慧等等，我不否认优点，我想谈谈民族劣根性。2003年，美国华人朋友告诉我，中国人在美国每个个体发展特别好，只要碰上面就开始打，甚至争相向洋人告密，揭对方的短。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和中国人表现都不一样，美国的韩国人发展得特别快，他们也是80年代移民到美国，刚去时没有钱，特别穷，他们采取一个方式，比如，10家人把他们所有的钱拿出来办一个超市，支持这一家发展，等这一家起来，再支持第二家人办超市，韩国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小超市全部是韩国人的天下。

　　越南人的层次比韩国人低一点，比如，大卖场一条街，有越南人、东南亚人、中国人卖东西互相压价，越南人的摊位价钱全部是3块钱，谁都不降价，不自相残杀，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比如，美和丑的问题，今天湖南卫视，播出4个年轻女孩跳小天鹅舞，最轻的140斤，最重的320斤，她们加起来1000多斤，非常的胖，我不赞成这种东西，看着非常不舒服。相反，南京的节目非常好，说一个胖女孩，从初中开始发胖，可能有病，他父亲多年四处求医治这个病，但一直没治好。女孩刚开始很自卑，上中学没一个学校要她，理由是影响学校形象，女孩多次想自杀，幸亏母亲给她生活自信，经常鼓励她，小区的人都帮助她，还为她搞一场选美，参加选美的人都是小区的普通人，让女孩当一号，展示才艺、唱歌等等，结果，由居民投票，呼声最高、得票最多的是这个女孩，大家给她自信。我非常受感动，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像有些电视台、媒体利用别人的生理缺陷来吸引眼球、搞笑，这可能是财源，有钱可赚，但精神内涵下降。还有超女，给电视台带来滚滚财源，几个女孩身价几千万，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让她去做。我觉得她小小年纪需要读书，需要提高文化品位，而不是到娱乐圈去混。这几个孩子还无所谓，她们自己愿意，家长愿意，也没办法。后来，听说全国很多初中生和小学生，包括5、6年级的小女孩也在做超女梦，不好好学习，觉得这是捷径，当超女就有钱，影响太恶劣。当然，也不能说电视台违法，它想方设法提高收视率，吸引财源，初衷想从老百姓里发现有演绎才能的人，问题在于搞成后，把所有商家弄上去，都想分一杯羹，那我们做事的底线呢？精神理念呢？中华民族怎么往上走？问题较多，对年轻人影响太厉害。

　　有个事例给我振动和思考，让我重新认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们单位来个年轻孩子，写文章不错，工作态度也不错，可他有个致命的问题：从第一天到单位，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领导一个等级，编辑一个等级，采取不同的态度，完全从私利出来。他也知道是非，知道好坏，知道善良人还是恶人，但他宁愿选择恶人，宁愿选择权势，对他们阿谀奉承。比如，像我们年龄往上的人，所受教育是平等尊重人，人与人平等想待。哪怕你是国家领导人，他是普通扫街的工人、清洁工，在人的标准上是平等的，可是，现在的孩子不是这样。有一次，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他们的回答让我吃惊，他们说：“我们从中学开始就这样。我把班主任老师拍好了，能让我当干部，当干部就能享受各种好处，我从中学就这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民族如果都变成这样，那社会还怎么发展？我相信民族精神是第一位，是非标准是第一位，金钱、权势不是第一位。一个民族应该有民族精神的高度，文化的高度，如果没有这个高度，你经济再发展，人人都变成百万富翁，你这个社会仍然不是很适合人居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变成狼的关系肯定不行。

　　还有一种问题，我听说一些大学生、中学生要求入党的人特别多，入了党可以找好工作，可以当官，他们完全从私利出发，不是从信仰出发，愿意付出小力得到大名利，拿到最多的钱，甚至不干活多拿钱，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他们不是想做一份事，实现价值，同时得到应该得到的那一份，也确实有这样的人，他比清白、认真踏实做事的人得到的还多，还高。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样？要过好生活，应该挣更多的钱，但通过什么途径来做这件事？值得我们思考。

　　北京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他说：“我特别恨我的家庭，过去给我的教育完全是正面教育。我相信世界各个方面都是特别美好，正义永远战胜邪恶。但我走向社会，用我的标准根本不行，老碰壁，老被人陷害。我宁愿受到黑暗的教育，反面的教育，可能我对社会会有思想准备，知道怎么打拼。”

　　后来，我想了半天，回答他：“你现在怎么教育你的女儿呢？我说你是用你上辈人比较传统、正面的教育呢？让他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靠自己考虑清白做人，还是教育他做一个坏人，做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做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做一个小人？”

　　他想了半天说：“我不知道。”

　　我相信大家不但自己面临，面对孩子时也要面临这些问题。我们社会可能出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这些年强调经济发展，有点忽视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进步。过去，中国有一句古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意思说往上很难，往下滑非常快。我们的经济发展，生活好了，把文化和精神再寻找回来，把传统的好东西寻找回来。我觉得每个人，无论从个体家庭、社会、国家的角度，都应该想这个问题。

　　国家经济各个方面发展，面临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资源的问题，过去说地大物博，其实我们的生存条件挺恶劣，全国许多地方处于缺水状态，你没有水就不能发展。5年前，我见到李伯温先生，他是30年代生人，已经 70多岁高龄，他对我说：“我们这代人可以凑合，已经没有资源问题，还能活下去，到了你们这代和你们孩子这代难说了。”5年之间，很多地方环境正在恶化，没有水，土地越来越少，资源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快速发展，资源用得多，代价特别大。去年有个材料介绍，我们一吨煤产出只是日本产出的1/13，用13倍资源来跟人家一样的产出，资源再多，也有用完的一天，我们那时怎么发展？

　　今年去美国，看到中国制造的生活用品、小商品，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如果3年前出趟国，买点东西，你想怎么把中国制造送人，现在感觉变了，国内的中国制造原材料也是货真价实，出门不怕买中国制造，回来也不怕送人。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告诉我：“一个品牌毛绒玩具，在欧洲卖27欧元，经销商挣25元，原材料1元2，还剩0.8元，中国挣8毛钱。我们靠廉价劳动力把GDP拉起来，中国处于发展阶段，只能是这样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强大靠技术出口，靠高、精、尖，美国和欧洲曾经限制中国的对虾、衬衫出口，薄熙来部长说，买一架协和飞机我们用多少吨对虾、多少衬衫才能换回来，我们的贸易吃大亏了。要对中国国情认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发展较好，大家的生活都不错，阶层较高，要想想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明天。想给大家提个思考问题，那些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撑力？怎么对待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

　　有人问我：“现在的社会是非常功利的社会，您所倡导的文化不是主流的文化，它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的观点。”我想举例说，前两天，我坐朋友的2.5丰田车，他说：“我买这个车和你有关。”

　　我说：“怎么和我有关呢？”

　　他说：“我6月份去欧洲，我发现欧洲人对车不讲究，我在法国、意大利看到的车都不是很贵重。他们在生活中不讲究生活的品牌。而且我还发现，欧洲所有城市的地铁站有大量可以锁自行车的设施。在巴黎街头，我亲眼见到很多家庭主妇，把车停在街头。在荷兰也有很多自行车停车场。我也有个愿望，骑自行车到地铁站，天天坐地铁，这样非常环保，但我在华侨城里还没有看到停自行车的设施，我也想去超市买，但没有停车场。其次，偷盗率也很高，我买了也是给别人买。我希望深圳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在地铁站附近设置一些自行车设施。我本来想买宝马，就听你说欧洲人不在乎车的质量，然后就买了这个车。”

　　我说：“你品位降低了，但希望在你的倡导下，把深圳变成一个不光在物质上富有，而且有精神上的财富，我觉得更加重要。”

　　也有人说：“在很多方面认同你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有一点土，不追求功利、金钱、财富，而且倡导文化、品位方面提升，像傻子。希望在您的倡导下，让这种文化观点越来越成为主流。”

　　关于骑自行车和对金钱的节俭，我写了一篇文章，《新华文摘》、《读者》都转载了，新疆、河南、河北几个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上了大学后，本来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为了跟同学攀比买名牌、下馆子，不断地和家里要钱，或者超前消费，他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有同学信中说：“韩老师我向您保证，我一辈子都不这样了。”

　　我觉得文章不白写，哪怕影响一两个人都好。北京市前几年为了发展，把很多自行车道改得非常窄，或者取消了。这几年，社会财富不断地提高，汽车不断增加，在环保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呼吁下，现在，北京市又把宽的自行车道重新找回来。这是中国人的觉悟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十多年前，我看到国外高官，包括皇室在内，他们敢穿真皮衣服，民众就会对他们有所谴责，我非常羡慕人家的环保意识强，不知道何年何月中国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发现这几年我国的环保非常有效，大家觉悟提高了，我曾在朋友劝说下买过一件仿皮大衣，第一天穿它上班时，碰到同事，她说：“你买一个皮衣啊？”她的口气很不正常。我心里很虚荣，觉得穿一个假皮、人造毛的东西上班，怕人家说不够档次。后来，走到电梯里，很多同事猜测是真皮还是假皮，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人一起看我，问这是真皮还是假皮，我故意说别人送的。下午，我穿这个衣服去参加北京市作家的会议，一进门，李伯文老师看到我说：“你穿着皮衣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等开完会，他郑重其事的和我说：“韩小蕙，我劝你，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了，这样对你不好。”我问他：“您什么意思？”

　　他说：“现在不提倡穿真皮的衣服，这对你的公众形象非常不好。”我当时想了很多，心里特别高兴，觉得中国环保的意识增加了，而且短短这么几年。

　　有人问：“你能不能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谈论树立民族风格，鞭挞社会的浮夸风等等，呼唤改善民族的境遇。”

　　我在副刊上经常做这个问题，比如，上个礼拜，我请有名的作家写文章，为环保姚明声明不再吃鱼翅，这事大家非常支持，没想到，国内的、新加坡的、日本的、台湾的、香港的一批商人，居然向姚明抗议，控告姚明影响了他们的声誉。我特别气氛，这些年，商家炒作也好，或者说商业利润也好，他们不敢公开出来叫板，因为他们的观点错误，现在，为商业利益居然公开叫板，冒天下之大不为，他们和全世界人民对抗，这说明社会的精神道德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还有个例子，现在房价飞升，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结果北京、上海有的开发商出面说：“你们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给你们盖房子了。”这些见利忘义的商人，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但他们敢和大众叫板，而且站在错误的立场，在跟社会精神道德较量，商人、利益、金钱在往前进，而正义的声音在倒退，或者说在弱化，所以我组织了这样一篇文章。说实在的，我的力量很微弱，但我愿意接受您的意见，我回去认真考虑，从明年开始开辟这么一个专栏，也欢迎大家给我投稿。

　　有一位搞园林、搞环境艺术的人提问：“3个月前，去西藏，当时在感受西藏有一种人类对自然的呼唤，这在内地、深圳无法感受到，担心以后的人吃什么？靠什么发展？”

　　刚才提到水污染、环境污染的问题，有深圳朋友说：“20多年在布吉河抓鱼，那种感觉多好？”我想讲两点：香港离深圳很近，我们经常去很方便。2004年，我带着父母亲去香港海洋公园，我的母亲腿不好，还没进门保安主动把轮椅车推过来，每个人很真诚为你服务。参观到李嘉诚别墅，又有人搀扶老人，你说香港不也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吗？但我们感觉到了人性。在圣彼得堡，俄罗斯人喜欢喝酒，这个小青年把一个酒瓶扔到垃圾堆，这个酒瓶打碎了，他这个时候模模糊糊，把破酒瓶一块块拣到垃圾堆，让我有一种震撼，同样在地球上，俄罗斯民族为什么能做到？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当然有些人要穿名牌，为人民币服务，价值观发生改变，因为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变革，深圳人要面对现实，要突破传统开辟未来，然后去享受人生，这是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很短暂，处在过渡时期，但呼唤民族，牵挂民族的东西不能流失。所以，在你的心灵里面，也看到了西藏没有污染的东西。

　　其实，中国是2000年的礼仪之邦，过去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后了呢？当然有种种问题，这些年我做记者、做作家，我发现一点，只要大家坚信，在每个人的心底，在我们民族的心底，知道什么是是非、什么是美丑？这是中华民族继续发展基础和底线。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从我们认为好的事情的标准做起，永远做个好人，永远做好事。